然後是隱性特征的自然。表麵上看，漢詩中有大量作品提及自然景物。這些和敘述相關的安排和設置，往往作為背景出現，為人物及其思想提供活動場所，寄托幽思，抒**感，點明環境。在自然的靜態襯托或者動態裹挾下，人物受到文字召喚來到眼前，遭遇自然，發生故事。然而從深層次看，自然和文字的前/背景拓撲關係總處在不斷協商和變化中。就漢詩而言，劉勰在《文心雕龍》中開宗明義，闡發文字和自然在生產關係上的共生和互相依賴：“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文”出自人手，人手書寫人心。這是“文”或者“文辭”的狹義定義。事實上，“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旁及萬品，動植皆文”。自然萬物不但有“文”的表現，還可以細分為形文、聲文和情文三種：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文章和修辭由“五性發”，文采是“神理”，即自然形成的。劉勰“試圖用自然界的現象來說明屬於人的意識的文章”，不僅在本體論上將文本形式結構（文采、對偶、聲律）和自然等同，更試圖將與文本相關的認識實踐和美學體係嵌入自然，受到自然背後的“道”的統領。楊國斌相信自然之道“把文學創作追溯到人，並把人看作天地之心，就是將文學寫作歸源於道”[1]。形文和聲文在自然中都可以找到直觀對應，容易觀察到也容易理解。至於第三種，周振甫出自唯物主義科學觀點，認為“情文是有了人類之後才有”[2]，劉勰的觀點顯然“混淆了自然現象和意識的差別”[3]，漢詩關於道生萬物（也包括人和文）的觀點不夠科學。那麽，在科學突飛猛進的20世紀早期，漢詩對美國現代性產生影響的過程中，漢詩帶來的自然觀點是如何被美國詩人認識的？如果在宇宙萬物中都能找到文，都和人類創作的文本“遺傳密碼”相同，那麽這種中國特有的看法和心思，能夠和西方文學理論產生什麽樣的匯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