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穎，是漢詩對現代性的第三個顯著貢獻。作為他者，漢詩給現代性貢獻顯性混雜和隱性自然，順理成章地促成了現代主義詩歌的顯著變化。憑借混雜，新穎是現代性出現之後的結果；憑借對自然的全新思考方式，新穎也構成現代性的內在特征。誠然，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發明創新，詩人不願意重複緊鄰的上一個時代，或者和自己文化相近國家的詩歌，傾向於尋找更為古老的傳統，來自更為遙遠異鄉的靈感，並非現代主義詩人專有。但現代主義作為一種“對立的藝術”（oppositional art），“一種對於20世紀早期中產階級社會占據支配地位的現實以及行為準則的煽動性挑戰”[1]，和以往，也包括以後時代的反叛有明顯不同。就以往時代而言，來自東方的文化和文本從未如此規模地遭遇美國，被翻譯、模仿改寫和參考，對於東方認識水平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漢詩及其代表的“中國”更被某些激進詩人（如龐德）認作有可能取代希臘，成為完全置換西方傳統思想的強力候選人[2]。前文提到，那些和漢詩糾纏較深的現代詩人，因為漢詩引起的情感錯位，單方麵開展詩學競賽，試圖建立包容各國別、各時期的世界詩學，敢於“吃大米”，向曾經（或者在當時依然）被看作幼稚淺陋的、在現代化進程中落後於西方的民族學習。古老漢詩為美國現代主義詩歌提供新素材、新方法。其他現代詩人，雖未直接和漢詩發生太多關係，卻一直能感受到漢詩的存在，如上文所舉的威廉斯和斯蒂文斯，受漢詩對自然描寫的激發和影響，對於歐美思想傳統產生新見解、新思路等。無論哪一種“新”，都可以理解成漢詩作為反射鏡，映照出美國詩歌自身。因為漢詩和英國或者歐洲詩歌相去甚遠，因此對於漢詩的想象和想象的產品可以更加“越界”，反射鏡照見了新的美國詩歌，也成為新的美國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