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相信，以先入為主的變化之心觀察變化的思考途徑更符合事實，參照蘇格拉底火光投影和觀察者模式，整個討論捆綁在“變化發生”連續劇式的既定軌道，邏輯相對封閉，充分重視“必然”和“顯然”兩種力量對於看似偶然事件的推動作用。曆史悠久、內容豐富、文化背景深厚且思想層次豐富的漢詩必定被美國詩人看見。1860年造訪紐約的日本代表團讓惠特曼興奮不已[65]，詩人目光穿越太平洋，預言美國和東方相遇乃是定數（destiny）。一旦相逢，漢詩對美國詩歌平台發生作用，無須引經據典，考察求證，隻需站在事件入口便能斷定：兩種詩學共存必產生混雜，漢詩和自然的親密關係必然與美國現代詩人對於先前時代的超越以及後現代詩人對於生態詩學的追求合拍，新穎更是不在話下的變化表征。筆者所要做的僅僅是分析兩個平台相互作用的受力情況，然後沿著作用力方向尋找佐證事例而已。“找到”並非偶然，筆者找到了一定能找到的。繼續深挖，勢必獲得更多。
[1] Jameson，1988，p.27.
[2] Pound，1915b，p.228.
[3] 關於佛洛斯特對於如何讓現代詩歌不隻是成為少數人的思想特權，保持詩歌的藝術底線和美學修為，在創新之中留存最基本的忌諱，什麽是“不能”等論述請見馬克·理查遜（Mark Richardson）的《羅伯特·佛洛斯特的考驗：詩人和他的詩學》（The Ordeal of Robert Frost：The Poet and His Poetics）的第二章《羅伯特·佛洛斯特和人的恐懼》（“Robert Frost and the Fear of Man”）。
[4] Robinson & Frost，1935，p.v-vi.
[5] Richardson，1997，p.8.
[6] Lentricchia，1994，p.xiii.
[7] Diepeveen，2003，p.202.
[8] 有學者認為佛洛斯特的形式主義並非簡單保守和對於自由詩的正麵抵製，實則深受作者所經曆時代複雜的政治和文化力量影響。因此佛洛斯特對於龐德、艾略特的批評，以及真有意拉開距離的寫作，更應當被看作現代詩歌原則和現代性在同一場域、不同維度上的展開。見Hoffman，2001，pp.5-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