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視角能夠讓人更為客觀和開放地看待漢詩西傳以及異國詩人對於漢詩的消費使用。一個世紀前，《神州集》取得巨大成功，不但對翻譯者自身詩學發展益處良多，對美國詩壇造成巨大影響，也促成中國古詩在海外傳播。然而在神州這邊，中國詩人多次批評，甚至強烈抵製和譴責龐德。其中，餘光中對於“假李白之名，抒龐德之情”的做法相當抵觸，他說：
龐德的好多翻譯，與其稱之為翻譯，不如稱為“改寫”，“重組”，或者“剽竊的創造”。艾略特甚至厚顏宣稱龐德“發明了中國詩”。這當然是英雄欺人，不足為訓，但某些詩人“寓創造於翻譯”的意圖，是昭然可見的……這種偷天換日式的“意譯”，我非常不讚成。[1]
誠然，不計數量的中美學者已經詳細研究過龐德《神州集》和原文的關係，本書第一部分對此也有詳細論述。其實，兩者之間的距離才是整個事件價值所在。從“李白之名”與“龐德之情”縫隙中湧出了美國詩歌“成為”的各種可能。兩者的差異分歧是最為容易辨別和探究的，最持久、最無法擦除的不同，長久地抓住了學者許多寶貴精力。學者對“不同”的不安、焦慮和挫敗感將研究思路引向分岔路口，或訓詁以矯正，給出翻譯的正確答案向美國詩人公布、說教；或異化以妥協，將“不同”簡單歸結為東方主義主導的審美和思考方式作祟。前一種放棄的潛台詞是“這是中國人的漢詩，美國人永遠不懂”，後一種放棄則好像說“這是美國人的漢詩，中國人永遠不懂”。兩種放棄為後現代消費論提供了觀察先例和理論準備。熱身過後，後現代美國詩人對於“翻譯漢詩”這件事情已經劃清界限：美國人的漢詩和中國人的漢詩本來就是兩回事，兩者有一定相似度，但並沒有從屬和統領關係，中美詩人的仲裁權僅限於自己轄區。不僅如此，兩者出現的先後順序都變得模糊可疑，上文中美國詩人要麽試圖和中國詩人筆談，主動言說搶占話語優先權，要麽自己創作仿漢詩，有時還要意猶未盡地加上圖畫，竭力與詩畫合一的傳統看齊。勃萊詩集《從**跳起》（Jumping out of Bed）較為有名。王惠明為《一首無為的詩》所配木刻畫以及木刻畫上用簡單拙樸現代漢語寫成的小詩已經漸漸受到青睞。[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