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麵對三重困難，局限讓其隻能逼近卻無法到達影響發出的原點，混淆讓其難以確知影響的來源並分離幹擾，層疊意味著意義構建因殘缺和失衡而困擾，永遠處於封閉完成狀態。三重困難結合起來，說明過去常見的一絲一線、一件一樁、一接一受地看待漢詩西傳的思路明顯不符合現代社會實際情況。因此研究重心需要超越對於交流事件的靜態觀察，集中在現代化過程以及後現代文化消費上。美國詩人麵對漢詩，按喜好挑揀，依照自身或者社群已經存在的思想布局進行認讀和使用，而非過去通常認為的比附和對應。對原材料拚接變造並不局限甚至並不需要在原有維度上展開。消費行為決定了看見過程中不存在師承關係。模仿和對應隻在精確度等技術層麵上占位。商品（漢詩）既讓消費者“以不是我的方式成為他”，造成主格我和賓格我分裂，同時又方便兩者能夠短暫地在消費活動中重逢，主格我在消費的時刻能夠暫時忘記被“烏有”分割造成的殘缺，與上一次理想關聯並過渡到下一次理想。消費滿足欲望的同時刺激更大欲望，誘發更多消費，如同一季又一季永不停息的時尚換季。隻有在欲望不滿足時主體才願意對自身重新定位然後調動能力維持其主體性。美國詩人於是不斷製造不滿足，獲取漢詩然後在新維度上進行發明。
當代詩人消費中國元素和從前相比變得更為日常。相對於龐德接受費氏遺稿，史耐德翻譯寒山詩歌這樣可見的、可孤立的、改變命運的人生大事而言，當代詩人不僅能在真實生活中遭遇或者神遊到中國，事件發生的頻率提高，對人生軌跡衝擊度大幅下降。東方哲學思想並非通常認為的“融入”詩人生活，而是成為詩人常備思考方式的可選項。反複消費之後，一方麵原作中獨特的表意結構和審美內涵逐漸喪失，成為消費社會司空見慣的廣告口號或者品牌商標，另一方麵反複消費活動又隨時提供了在當下產生新意的可能。趙毅衡觀察到海因斯（John Haines）有作品《仿陶淵明》，其中反複提到“一千年”，懷疑是否來自陶淵明的“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1]。十幾年後勃萊出版詩集，就叫作《此樹將在此地屹立千年》（This Tree Will Be Here for a Thousand Years），扉頁上點明標題出處不是來自別人，就是陶淵明。此前，數字“千”曾在勃萊詩歌中出現過[2]。從此以後，勃萊對“千”的使用一發不可收拾，如2005年出版《我的刑期是一千年的喜悅》（My Sentence Was a Thousand Years of Joy），一本小詩集“千”字居然出現二十次之多。新作《藏在一隻鞋裏的大烏鴉們》，三行一節，每一節最後兩字都是“一千遍”，既是強調堅持，也是自嘲無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