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堡劄記）
瓦爾特·本雅明 著 連晗生 譯
1934年。
7月4日。昨天，在布萊希特的病房，關於我的論文《作為生產者的作者》一次漫長的談話。布萊希特認為，我在這篇論文闡發的理論——文學藝術中技術進步的成果最終改變各種藝術形式的功能（以及精神生產手段的功能），因而也是判斷文學作品的革命功能的一個標準——隻適用於一種類型的藝術家，即上層資產階級的作家，包括把自己算在其中的他本人。“對於這樣一個作家”，他說，“真的存在和無產階級的利益團結一致的一個關鍵點：正是這一點，他能完善他自己的生產手段。因為在這一點上，他認同無產階級，他被無產階級化——這麽徹底——在這同一點上，也就是說，作為一個生產者。而他在這一點上徹底的無產階級化，確立了在這條路線上和無產階級的團結一致。”他認為我對貝歇爾（Bencher）類型的無產階級作家的批評過於抽象，而嚐試通過分析貝歇爾的一首詩改善它，這首詩出現在一個無產階級文學評論期刊最新的一期，標題是《我完全公開地說》（Ich sage ganz offen）。布萊希特比較了這首詩，首先用他自己關於女演員卡羅拉·內耶爾（Carola Neher）的教諭詩，然後用蘭波的《醉舟》。“我教卡羅拉·內耶爾所有的事情，你知道”，他說，“不隻是表演——比如，她從我這兒學會洗滌自己。在這之前她過去洗滌隻是為了不髒。但那絕對不可能，你理解。所以我教她怎麽洗臉。她在這上麵變得相當美，以致我想拍她洗臉，但這從未實現，因為我在那時沒想拍任何東西，而她沒想在別人麵前做這件事。那首教諭詩是一個典型。任何從中學習的人，被期望把他自己放在這首詩的‘我’的位置上。當貝歇爾說‘我’，他認為他自己——德國無產階級革命作家聯盟的主席——是值得模仿的。唯一麻煩的是沒人覺得喜歡跟著他這樣做。他什麽也沒講清楚，除了他對自己相當滿意”。在這種聯係中，布萊希特說，長期以來他打算為不同的行業——工程師、作家，寫一組這種典型的詩。然後他把貝歇爾的這首詩和蘭波的做了對比。他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如果他們讀了《醉舟》，將會在這裏麵感到它所表達的巨大的曆史運動。他們將會清楚地承認，它所描述的不是一個散步的古怪的人，而是一個人的飛奔和逃離，他不能再忍受活在一個階級的柵欄裏麵，而這個階級——隨著克裏米亞戰爭、墨西哥冒險——為了它的貿易利益正開辟更有異域情調的大陸。布萊希特認為，把蘭波的態度——任由自己受機遇擺布、麵向社會轉過身去的自由自在的流浪者的態度——轉變為一個無產階級戰士的典型表現，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