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倩 譯
在我們的社會，一個人可以發明並完善那些仍然要占領市場並且證明自身存在價值的發現；換言之，就是那些還沒被需求的發現。因此有那麽一段時間，技術足夠進步，並且生產出收音機，社會卻還沒有進步到能夠接受它。收音機於是在它問世後的第一個階段隻是一個替代品：替代劇院、歌劇院、音樂會、講座、咖啡館音樂、地方報紙等。這是這位“患者”寧靜的青少年時期。我不敢確定這一時期是否已經結束了，但是如果已經結束了，那麽這位不需要證書來證明其先天能力的少年不得不開始溯源式地尋找生活中的一個目標。就像一個人到了一定的年齡，失去了最初的天真無知，就會開始問這樣的問題：在這個世界上他想要做什麽。
對於收音機，我認為它的功能不隻在於美化公眾生活。在我看來，收音機也不是一個足以讓家中重返舒適並使家庭生活再次變得可以忍受的手段。但是且不說對其功能的各種懷疑，收音機應該是雙向的時候它卻僅是單向的。它僅僅是一種發送消息、將消息分發出去的工具。於是這裏有一個積極的建議：把這個發送消息式的工具變成一個雙向交流的工具。收音機有可能會成為公共生活中最好的交流工具，一個寬廣的管線廣播網。也就是說，如果它懂得如何接收以及傳遞信息，如何讓收聽者既能聽又能講，如何讓他進入一個人際關係當中而不是將自我隔離，它就能成為交流工具。基於這個原則，收音機應該邁出供應業務，而把聽眾當作供應商來組織運作。收音機的任何一種試圖給公共場合一個真正公開性的嚐試，都是朝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
無論收音機要開始做什麽，它必須努力抗爭力避影響力的缺失，這一缺失造就了幾乎我們所有公共機構的這些蠢材。我們有一種毫無影響的文學，不僅它本身不產生任何回響，而且所有它能做的，就是通過描述每一個不會引發任何結果的物體和情境來使它的讀者變得中立。我們有毫無影響力的教育設施，狂亂地傳遞著一種既無源起亦無結果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