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走向田野和社會》書後
我於社會史一行至今猶在門外，私心常以“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遠看和敬仰為應有的正確態度。行龍教授是熟人，他所作的《走向田野和社會》一書，是我閱讀的為數不多的社會史著作之一。
《走向田野和社會》由五個部分匯集而成，雖俱能以學力所積發為論說，並往往有引人入勝之處，但就我個人而言，其中名為“理論反思”的那一部分因其從社會史講起，又在實際上更多地涉及了這個時代史學本身麵臨的一些問題，似乎更易發生感應，並能由問題引出問題和由問題觸發思考。
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至今，作者的學術生涯始終在以社會史自任，以社會史自守之中，可謂不負初心。而三十多年如一日的沉潛於此中，也使他對中國社會史在這三十多年裏的走向、取法、演變、得失，以及其間的異同，皆能知之獨深而言之切入。因此，他所名為“理論反思”的這些文字，大半都出自於對這個過程的回顧和審視。而以“反思”作統括之稱，也說明了這個過程雖能一路自為伸張，氣象萬千，但與之相伴而行的，則還有種種不在預想之中的問題和須得從長計議的問題。其中因他不止一次提到而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史學的“碎片化”，尤其是“社會史研究中出現的‘碎片化’的現象”。
今時由往昔而來，又常與往昔成對比，在我的記憶中，從上個世紀九十年初開始，學界曾有過群起撻伐“宏大敘事”的眾聲喧嘩，其聲勢正與此日群起撻伐“碎片化”的眾聲喧嘩可作等量齊觀。舊諺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以言人世的循環往複和盛衰無常。然而以九十年代比此日，則具見中國學界的風水遷徙本不用三十年之久。其無常又比舊諺所描畫的世情在時間上更短。作者不止一次地引陳寅恪先生的話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以說明人在潮流之中力爭上遊的身不由己。以我之愚鈍，雖讀史三十多年而大半都在懵懂之中，實很少有“預流”之想。因此，站在不爭上遊的立場旁觀力爭上遊，則目睹二十年之間的這種潮**去，既深感我們一代麵對的“新潮流”已遠比陳寅恪先生那個時代更不可知和更不可測，也深感努力“預流”於既多且雜，而且此起彼伏的新潮流之間者的艱難困苦。作者曾列舉“西方的中國學研究”所形成的“細致理解中國社會”的各色“中層理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