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業鵬《百年孤獨：寫給大眾看的辛亥革命》序文
民國初年康有為曾追敘晚清“各省督撫任意賦課於民，別設善後局，聽其調度，督撫意欲如何，則指揮如意，政府不得難之，且或不得預聞也”，視為大悖；然後舉“今各省都督自收其稅而不納於國”，且“以私意署群司，以喜怒專殺戮，體製類國君，僚屬類臣仆”作對照，統括言之曰：“因舊督撫專權之弊，成今都督割據之害”，而“適於革命之後，更用軍興之製，各都督擁兵自立，無所秉承，募重兵而專殺戮，用私人而任黜陟，聚財貨而行紙幣，爭地域而事戰攻，肆貪欲而厚賄聚，其於中央政府，隻稟正朔而已，豈徒不奉號令，亦且不奉貢職。”[1]他意在用晚清的大悖反襯民國的更悖，而連類相比之際，則實證地說明：在晚清與民國的曆史連接中，曾以“新紀元”為願想的革命不知不覺便已卷入其中，變成被淹掉和被消化的東西。而後是在曆史中產生的革命，又為曆史所改變。革命之不能離地飛天而遊走於曆史之外，蓋在於此。因此武昌起義後三個月，孫中山作《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說：“夫中國專製政治之毒，至二百餘年來而滋甚，一旦以國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過數旬，光複已十餘行省，自有曆史以來，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2]他用“踣而去之”說革命之後的赤地新立，富有代表性地表達了黨人共有的自負和自信。但相隔五年，他在閱世既久之後已經深知“踣而去之”的東西其實依舊還在眼前：“失去一滿清之專製，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製，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3]比之“踣而去之”，這些話非常痛苦地承認了一場“成功未有如是之速”的革命並沒有在中國改變他最想改變的東西。其時孫中山與康有為立論完全相反，而對比革命前後，所見到的今時之弊猶往昔之弊和今時之弊甚於往昔之弊，則顯然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