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序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是沈渭濱教授積多年研究之後的一部力學深思之作。我得以先讀，獲益良多。
近代中國以古今中西之爭亙貫百年新陳代謝。這個過程產生過許多出眾的思想和議論。但據我私見，具有完備形態並能影響社會意識的理論則隻有兩個：一個是出自“五四”前八十年裏的三民主義，一個是出自“五四”後三十年裏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當然超越了三民主義。然而同先於孫中山的人物和思潮相比，三民主義仍然有它耐讀耐想的地方。
十九世紀的中國人為救亡圖改革，由民族主義凝積成一種強烈的國家觀念。這種觀念飽含著一腔憂時和救時之心，但在這種觀念裏，國家的四周又是看不到社會的，因此也常常使人感到國家觀念本身的浮泛懸空。梁啟超批評李鴻章“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其實，當維新變法時潮初起之時，活躍在潮頭的人們中間也少有真能深知“國民”本義者。雖說他們手中拿著李鴻章那一代人所沒有的民權和民智，但民權民智都是被救亡招來的，目的本在致國家於富強之境。它們的價值是由國家觀念派生出來的。
孫中山也是一個為救亡而圖改革者，同樣具有強烈的國家觀念。但他以民生立義，卻又非常明白地表現了對於社會的關注與思考。由此產生的是一種比救亡更加深邃的思想內容。這種思想內容是十九世紀的仁人誌士們眼中和心中都沒有的。方《民報》發刊之初，正是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在黨人中行時的年頭，但他卻預言“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揚時代也”。比照後來的曆史，由國家觀念和社會觀念嬗遞而引發的曆史變遷正是二十世紀中國的潮流之一。當然，在孫中山作預言的時候，更能夠召喚人心的是武裝革命。即使是他周圍的那個群體裏，也很少有人對此熱心唱和。真正以社會思潮的形式體現國家觀念與社會觀念嬗遞的，是十五年之後新文化運動中立論於改造社會的爭鳴。它們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一種思想前潮。雖說後來的爭鳴並不以民生主義發露的社會觀念為源頭，但就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思想代謝而言，孫中山畢竟在同一個問題上顯示了最早的自覺和先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