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社團在近代中國的曆史命運——以近代中國科學社為中心》序
近代中國的科學和技術都是從西方移接過來的。與李約瑟所舉古代中國“科學與文明”之自有源流相比，這種移接顯然不是一個自然的曆史過程。
十九世紀的中國人一敗再敗於西方人的槍炮輪船，而後舐血審視於心畏力絀之際，起“師夷長技”之心。而後是使中國人創深痛巨的東西遂成了中國人最先接受的東西，近代技術因之而進入原本不尚技術的中國，也因之而始終與國家的富強牽結在一起。這個過程在曆史變遷中留下一種聲光化電的恢張之勢，與之相對稱的，則是長技之名一變而為“西藝”，再變而為“科學”。因此，胡適在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上溯“三十年來”，以為“科學”一詞在中國“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與戲侮”[1]。這種映照於科學的聲勢，其實大半是由技術鋪墊出來的。
然而與技術之歸積於物化相比，科學的“無上尊嚴”從一開始便涉入了中國人的文化。彼時先入潮流的一代人都相信“欲效法西方而擷取其精華，莫如紹介整個科學。蓋科學既為西方文化之泉源，提綱挈領，舍此莫由”[2]。在中國人已經識得聲光化電之各分門類以後，“整個科學”顯然是意在用統括作籠罩。由此所要引入的“西方文化之泉源”，重心不在知識，而在於整體上同中國人的文化相對待的思想和觀念。因此，自“西藝”演為“科學”，則科學便不能不大踏步地卷入古今中西之爭。與偏重在知識之產生和積累的格物致知一麵相比，其撻伐舊學的聲勢無疑更容易廣播遠走，也更能影響正在急迫地回應西潮的中國人。當日陳獨秀尊科學為“賽先生”，而用意本在於拖來一門重炮，其間的理路皆出於除舊布新。所以史華慈後來說：“他把科學看成一種武器，一種瓦解傳統社會的腐蝕劑。”而與之相表裏的，則是“他的學識使他把科學與自然主義的粗陋形式混為一體”[3]。這些顯然都不在科學的本義之內，但在那個時候的中國卻正是能夠喚起敬畏和信仰的東西。《湘江評論》報道長沙雷擊“觸死數人”，說是“城裏街渠汙穢，電氣獨多”，而後據此為“科學常識”，以力辟邑人心中的“五百蠻雷，上天降罰”，並總論之曰：“不信科學便死。”[4]若以相關的知識為尺度，由“街渠汙穢，電氣獨多”說雷擊之因果，顯然不能算是通論。然而一經以科學之名作宣述，則這些道理自能得居高臨下之勢而成其沛然莫禦。其中震懾人心的便是對於科學的敬畏。由於敬畏，中國人的禮教、文學、法律、道德、宗教、史學、哲學都曾在賽先生的一擊再擊之下沒有還手之力。這個過程與中國社會的曆史變遷相牽結，在二千多年孔學的獨尊被推倒的地方立起了科學的獨尊。而後“一切社會活動，一切精神作用，無不成為科學底對象，科學底疆土”[5]。然而就科學之為科學而言，這種借敬畏而得到的“尊嚴”實在是一種異態。羅家倫曾說“西洋科學與宗教戰爭史中”有著許多與血色相染的“奮鬥”和“犧牲”。其間的“真理”都是“從苦鬥中才掙紮出來的”[6]。以此相比較，則中國人原本相信“天圓地方”，而一徑與“西洋的地動說”相遇，便“馬上接受，從未發生過流血的慘劇”；原本相信“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而一徑與“進化論”相遇，便“也立刻說起天演和物競天擇和人類是猴子變來的”[7]。這種觀念的挪移有如望風披靡，棄與就都顯然太過輕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