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西交匯裏的曆史變遷》序
袁燮銘教授出書，囑我作序，以師門情誼而論，亦同途共路中的相濡以沫之義也。
燮銘小我兩歲，當年同屬“老三屆”，後來同屬“七七級”，用胡林翼的話來說，都是從塵埃裏爬出來的苦人[1]。二十二年之前我入陳旭麓先生門下學史，與燮銘是一屆裏的同學。此後又先後到上海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枯坐於冷板凳上，以潛心讀史為業，其間歲月染白頭發。今日遠看後生輩倒海翻江，紛紛以赤手縛龍蛇，已自覺是老馬嘶風而感慨係之了。
我三十歲讀大學，雖然誌願本在曆史學，而彼時喜歡胡亂安置人，遂不明不白地進了政治教育係。此後四年，是身在政治多而學問少之中，見到的都是小知識分子及其搔頭弄姿。與之相匹配的另一麵，則隻能是自己指點自己的旁騖雜收和好讀書不求甚解。由此積成的是知識的不成章法與胸臆中的野氣和桀驁。迨入陳先生門牆，始知大知識分子以學問宏通與厚德載物自成一種法相莊嚴，其氣象所罩，已使桀驁一時全消。然而那一點野氣卻為先生所寬容而經久未褪，並常常要一為發舒而別成路數，以至今日時賢好以“國際規範”為格式，把學術弄得非常整齊有趣，如同八股文裏的破、承、起、入和閱兵式裏的一個一個方陣，每使我敬羨交集而自愧筆下流出來的思想和文字老是不肯入格式。與我這種野頭野腦相比，燮銘一開始就出身於科班，因此章法厘然而且中規中矩。猶記當日入學麵試，他分到的題目是列舉與說明十九世紀後期的洋務企業。這個題目雖不算大卻很灼人，是那種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能用大而化之的辦法糊弄過去的東西，用來考學生尤宜。其時我於近代史尚在半通不通之間，考試最怕碰到的便是記誦之學，將心比心，頗憂其答題之際顧此失彼，間有脫落，而燮銘言之頭頭是道，如數手掌裏銅板一般一一枚舉之而列述之，居然滴水不漏。出題目的黃逸平老師大悅，我也因之而識其讀書之用功和細密，在後來的歲月裏，用功和細密都成為他治學的基本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