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序
在近代來華的西方人當中，傳教士是一個強毅力行的群類。與謀逐一己之利的商人相比，他們的執意進取來自於內心的信仰。因此，當中國的海禁初開之後，西洋的商人還在口岸和沿海忙忙碌碌地營生，傳教士中的許多人卻已經離開了海岸線，向著深不可測的腹地走去。隨後，窮鄉僻壤之間也豎起了一個一個十字架。他們把基督教送到了中國人中間，也把自己送到了中國人中間。由此顯出來的宗教熱忱裏當然包含著為上帝傳播福音的真誠。然而宗教的信仰和宗教的熱忱又是一種非常容易轉化為強聒的東西。孔夫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走入民間的傳教士們卻大半喜歡已之所欲必施於人。他們自信能夠普渡中國人的靈魂，但他們中的多數人其實又並不了解中國人的靈魂。這種隔膜，使強聒的西教常常會攪動文化、攪動曆史、攪動民族戰爭失敗留下的創痛，並把傳教士牽入忿爭、詞訟和教案裏去。這個過程綿延起伏，寫照了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的一麵。
與這些孜孜矻矻把教義、教堂帶到民間和底層去的人物和群類相比，傳教士中的另一些人則更多點宗教以外的關懷，他們在中國的事業和生涯大半都越出了教堂的門牆。時人記敘十九世紀後期的情狀說：“時廣學會督辦李君提摩太，方自滬走京師，日以新學之益，遍告達官貴人。諸君皆樂與之遊，聆其議論，靡不傾倒，而京師名下士，及外僚之入覲者，如王爵棠方伯之春，程從周軍門文炳，龍覲臣軍門殿楊諸公，簪裾盛會，無慮百數。”[1]這種場麵顯出來的風采顯然並不是教義本色。然而中國人的觀念卻因之而節節變遷。在李提摩太之前和李提摩太之後，還有許多本以布道為天職的教會中人熱心於辦報、譯書、經營同文館和京師大學堂，欲用新知溝通中西。他們因之而常被士大夫稱作“西儒”，以區別於尋常的“傳道士”。這些人四播西學，而文字之間亦常常溢出明顯的個人情感。林樂知說：“餘美國人也，而寓華之日多於在美之年，愛之深，不覺言之切。”[2]李佳白說：“餘居中國十餘年，言語、飲食、衣服、居處，無非華也，亦既自視華人矣。履華之土，即受華之惠，每思披肝瀝膽，有以報稱。”[3]他們流露出來的善意未必都是有心的做作。但他們又常常要急迫地為中國人籌劃未來，其善意之中遂不能不攙入用西方人的麵貌改造中國的意願。李提摩太、林樂知和李佳白等等都是被西方教會送到中國來的，因此，由此形成兩麵交錯，又都以他們的曆史行跡反映了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的又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