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變遷與百年轉折叢書》序
曆史給我們以知識和事實，也給我們以智慧和意義。與前一麵相應的，是對於曆史的考辨與敘述，與後一麵相應的，是對於曆史的理解和詮釋。敘述與詮釋都是後人反觀前代的省視和認知，而正是借助於這種省視和認知，已經過去的人物、史事和過程能夠成為時事和時務的一種反照，使後起者在過去與現在的聯係之中，在過去對現在的襯映之中看得遠一點和想得深一點。章太炎在民國初年曾牽引學理以論世相，說是“今人之病根，即不讀史”[1]。就彼時風雲際會之中的各色人等一時群起，但大半既不能遠，又不能深而言，他的話雖是以寫照為評論，而由此劃分出來的具有曆史認知和沒有曆史認知之間的全不相同，則顯然出自學人的深思。
自“《詩》亡然後《春秋》作”[2]以來，中國文化中始終內含著一種綿延不絕而且磅礴厚積的曆史意識，與之相對稱的，正是兩千年間中國人的自覺於曆史認知和執著於曆史認知。然而曆史的認知又是一種變化的認知，身在興亡盛衰之間，便是身在時移勢遷之中，而後是一代人與另一代人遭逢的世情不同，蒿目的憂患不同，心中的關切不同，麵對的緩急之所在不同，有此百端交匯，最終形成的已不能不是思想視野的不同。而引之以入古今之間和由此以識古今之變，則思想視野的不同又常常會化為曆史視野的不同，化為一代人與另一代人讀史和論史之際的眼界不同，感悟不同，重心不同，取向不同，因此，後一代人常常會在同一段曆史裏看出前一代人沒有看到的聯結、因果和意義。而這種曆史認知的今時不同往昔，又以其真實的存在和長久的存在，說明了曆史需要一遍一遍地寫和曆史可能一遍一遍地寫。若以此觀照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一百數十年與周秦以來的兩千多年，則一百數十年裏的節節丕變所帶來的深度攪動，以及在深度攪動裏實現的新陳代謝，顯然遠遠過於之前的兩千多年，陳寅恪曾概而論之，稱為“人世之劇變至異”[3]。比之古代曆史，近代曆史之“至異”，說的正是近代曆史中內含著更多的交錯牽結、矛盾複雜和不可用常度相衡量。與之相因果，這種“至異”同時又決定了對於中國近代曆史的認知，不能不是一個穿行於交錯牽結和矛盾複雜之中的過程，從而不能不是一個歧異互見而多端紛呈，並且以一種構想校正另一種構想和一種闡說立異於另一種闡說為常態的過程。歧異、多端、校正、立異都各有理據，並因之而各自有理路，由此匯積的著述，以可觀的數量和種類為規模顯示了數十年之間認知近代曆史的功夫和程度。然而歧異、多端、校正、立異之始終存在和相互比照、彼此格義，又說明了數十年之間認知近代曆史的多窒與多變。積功夫為程度，以及因多窒而多變，都顯示了視野在移動中的延展和識力在論爭中的深化。作為這個過程的產物而繼起於這個過程之中，以《社會變遷和百年轉折》立名的這套叢書，注目於十九世紀中葉和二十世紀中葉的百年之間，在前賢的論說和時賢的論說之後努力再作回聲鼓**，以表達自己對這一段中國曆史的學而知之和困而知之。其中既有讀史對於個人的成全和造就，也有個人對於曆史的理解和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