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七十年》（滬版）引言
時代·社會·國情
毛澤東說“自周秦以後”，中國就進入了“封建社會”。而後是二千多年累積的歲月形成了曆史，也形成了國情。
這種被稱作“封建社會”的漫長曆史進程維係於農業經濟，因此，土地是基本的生產資料和主要財富。雖然在王朝興衰與更替的周期循環中發生過地權的種種轉移，間或還有田製的變遷，但地權的大部分為人口中的少數所據有卻常常是二十四史中屢見於廟堂議論和士人記述的題目。生產資料的不平等分配，一方麵帶來了經濟上的剝削，並造成貧富之間的對立和人世裏的怨憤；另一方麵，作為生產關係的既定前提，它又驅使缺乏土地的一方與據有土地的一方結成租佃關係，向著零切碎割的土地力作繁衍。在這個過程裏，佃農和自耕農組成了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年複一年，土地為農民提供了生存資料，但零切碎割的土地又限製了農民的視野和意識、活動和發展。勞動和土地的這種結合方式，曆史地鑄造了小農經濟的種種特點：（一）以一家一戶為基本單位，實現生產和消費的自我循環；（二）周而複始的簡單生產；（三）家庭手工業與農業結合。這些特點構成了自然經濟經久不變的內容。因此，自然經濟的自然性與保守性是兩位一體的。與中世紀歐洲封授世襲的莊園經濟相比，土地私有和買賣是中國的前近代社會獨有的現象。私有和買賣，常常導致土地因兼並而集中，並周期性地造成社會危機，觸發民變和農民戰爭以致王朝更替。但私有和買賣，也常常通過分析家產、人事起落、境遇變遷而導致土地由集中而分散。這個過程，使對立的經濟等級之間，有可能發生個別成員之間的貧富相互對流。特別是每經過一次王朝更替，都導致了土地所有權大規模的轉移和分散。由此產生的“君子之澤，數世而斬”，又說明了財富占有權的非連續性。它為這種社會結構的長期延續提供了綿長的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