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學和近代中國思想走向中的偏失
中國文化重道、學、政相綰連，從而相信學術會最終地和內在地影響政治。因此王夫之論宋代政事而不滿於王安石，曾直謂之“以學術殺天下”。[1]若由晚清以來的近代思想走向，以及這種思想走向牽引下的社會變遷和政治嬗蛻為著眼點，以上溯清代二百六十年間的學術取向和流變，則其兩頭關聯的厘然可見，正說明古人留下的老生常談裏常常會有真知灼見。
羅振玉作《本朝學術源流概略》，於末了一章論清學之“失”，首列“詳訓詁而略義理”為大弊。並引“顧氏炎武為本朝學者所服膺，而亭林在關中建朱文公祠，江氏永，王氏懋竑漢學甚深，而一注《近思錄》，一為《朱子年譜》，初未敢輕宋學也”與“後來諸儒悉貴漢而輕宋”相對比，以寫其風氣既成之後的沒有義理而眾流歸一。[2]在他之後，陳寅恪說：“有清一代經學號稱極盛，而史學則遠不逮宋人。”他以史學不振為清代學術的大弊，又深而論之，舉史學的“材料大都完整而較備具，其解釋亦有所限製，非可人執一說”而“無從判決其當否”為學問的確定性，以反照經學“材料往往殘闕而又寡少，其解釋尤不確定”。並從這種與殘缺和寡少連在一起的不確定裏抉出清學內含的兩種偏失：以“謹願之人而治經學，則但能依據文句各別解釋，而不能綜合貫通”；以“誇誕之人而治經學，則不甘以片段之論述為滿足。因其材料殘闕寡少及解釋無定義之故，轉可利用一二細微疑似之單證，以附會其廣泛難征之結論”，遂有如“圖畫鬼物，苟形態略具，則能事已畢，其真狀果肖似與否，畫者與觀者兩皆不知也”。前者的毛病在於由割裂而破碎，又因割裂破碎而“不能討論問題”；後者的毛病在於由鑿空而虛妄，又因鑿空虛妄而“奇詭悠謬”。而兩者之共趨同歸，則是“往昔經學盛時，為其學者，可不讀唐以後書，以求速效”。[3]以此為導向，便不能不是唐以後一千多年曆史在清人心中的輪廓模糊而細節漫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