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國人的認知而言，以十九世紀中葉為起端的中西交衝，本質上是兩千年中國的曆史經驗與西方世界的交衝，是儒學與西方世界的交衝。而代表我們這個民族起而回應西方衝擊的，從一開始就是儒學培養和哺育出來的知識分子。這個過程多苦多難，曲折坎坷，在一百多年裏既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中國的士大夫和儒學。
中國近代史開始於一八四〇年，開始於中英鴉片戰爭。但在比較完整的意義上說，中國社會的近代化變遷則開始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初期，開始於英法聯軍之役以後。在已經過去的兩千多年歲月裏，中國既曾有過長久的邊患，也曾有過與周邊的往來，其間的得失成敗積為曆史經驗，在中西交逢之初，便成了中國人判斷辨識西方人的憑借。從中英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對付西方人，靠的都是這種經驗，於是眼前的西人遂無異於曆史上的夷狄。
但英法聯軍之役西人從廣東一路北上打到津京，逼得皇帝出逃，又在占據北京之後火燒圓明園而使天下震動。與之相比，此前二十年的鴉片戰爭發生於粵、閩、浙、蘇沿海，戰火起於斯，也止於斯。在當日的中國，沿海就是海疆，既遠離京城，也遠離中原。因此，起於東南沿海的炮聲越過千山萬水向北傳去，不能不一層一層弱化為道聽途說，並使本相在道聽途說中走樣。這個過程造成的隔閡和模糊，使那個時候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仍然在曆史經驗之中而漠漠然看西人和茫茫然看西人。但英法聯軍造成的是一種天下震動，由此帶來的已是一種直接的衝擊和強烈的衝擊。身在其間的士大夫因此而成精神上的創劇痛深者。
其時曾國藩正統帶湘軍與太平天國苦苦廝殺於長江流城，而日記中寫京畿的巨變，則既以“為之悲泣，不知所以為計”敘述驚悸；又以“傷痛之至”敘述悲憤，再以“不覺嗚咽”和“比之五胡亂華，氣象更為難堪”敘述憂惶。驚悸、悲憤、憂惶顯然都已越出了中國人的曆史經驗。但也正是有了這種驚悸、悲憤、憂惶，曾經慣於漠然看西人的中國人才可能開始正視西人和審視西人。在“二十年之間，中國再敗於泰西”之後，這是一種明顯的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