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居武，又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今屬雙峰縣）人。自明季以來累代業農，父治舉業，終於縣學生，先世無顯達者。九歲起，為“時文帖括之學”，二十三歲入縣學，二十四歲成舉人。其間，先後肄業於漣濱書院、嶽麓書院，頗受湖湘學人風氣陶鑄；並曾“少小從耕拾束薪”，賣菜籃於市街，多知民間疾苦事[1]。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國藩會試中式，舉進士，選庶吉士，接聞於京華儒林之中，而後自知孤陋，刻意向學。初時服膺姚鼐論學宗旨，致力詞章。而一求以文證道，於“古聖賢文章”中探索精微。以為“載道者身也，而致遠者文。天地民物之大，典章製度之繁，惟文能達而傳之。俛焉日有孳孳，以求信於心而當於古”[2]。是以其一生詩文每以立言為意境，筆下滔滔，多敘名教，少見逸致。由桐城派義法，曾國藩究心詞章而入窺義理；稍後，從唐鑒講求為學之方，益信宋儒性理可以托身立命。於是日課朱子之書，窮研“格物致知”、“理一分殊”，肆力於宋（理）學之門。日行起居之間，謹奉“程朱所謂居敬、窮理、力行、成物”規序，常凜凜於“不為聖賢，便為禽獸”[3]。每日記述，自訟過失，多痛切詈責語。其克己進德，強作勉行，往往苛細至無生人之樂。而履踐於此道久之，浸漸成氣質，自非假道學麵目之比。後數年，複從友朋講學，習染於乾嘉餘風之中，次第識漢學蘊義，迨道光末期，遂“好高郵王氏父子之說”，粗得考據章法。尤用心“詳其始末”，“通其源流”，以推求前代典章製度遞變之行跡與命意。每指顧炎武、秦惠田與杜佑、馬端臨為近，姚鼐、王念孫與許慎、鄭玄為近，皆歸之於考據；而推崇其或考先王製作之源，或辨後世因革之要，“於實事求是一也”[4]。比之同時流輩餖飣瑣碎，曾國藩的考據之學更富曆史意識。道鹹之時，漢學與宋學交爭於世，士多門戶之見。曾國藩處風氣之中而能出入乎二者之間，“一宗宋儒，不廢漢學”[5]，表現了對孔學精神不同於章句之儒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