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的“庚子之變”起於華北而震動中國。之後是其結局所歸，又由八國聯軍的外來暴力掃空了廟堂裏的守舊一派，並導致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守之數十年之久的民族心理防線在這個過程裏走向破碎和解體。前者造成了朝局變，後者造成了人心變。與之連類而起的，則是十九世紀末傳入的天演進化之說在二十世紀初磅礴四播，使六十多年以來中國人身處劣境而以理抗勢的自我撐持，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天演之公理麵前一時全然失其依傍。此謂之學理變。朝局變於新舊消長，人心變於中西消長，學理變於理勢消長。發生在世紀相交的這些遷移，決定了二十世紀從一開始已不同於十九世紀。
“庚子之變”由排外開始，而以《辛醜條約》為了結，留給中國的是一個殘破之局。身當殘破之局而朝局變、人心變、學理變，遂使“辛醜、壬寅之後無一人敢自命守舊”[1]。而後的收拾殘破之局，遂不得不變法，而且是大幅度變法。當日南方督撫遠看華北動**起伏於煙塵滾滾之中，在守舊一方全盤崩潰之後，以江楚會奏為名目接連上三折，包融了數十年來洋務變法和維新變法的種種主張。後來被稱作“十年新政”的曆史過程，正是以這種疆吏**朝廷為起點的。迨日俄戰爭之後，國人中的開新者直截以立憲和專製的不同為日俄之間的勝負說因果，並以此影響了更多附從而起者，又促成了一九〇六年朝廷下詔預備立憲和厘定官製，其除舊布新的視野和腕力，顯然是戊戌年間的“百日維新”猶不能及和遠不能及的。江楚會奏三折和詔書預備立憲都是以除舊布新來收拾殘局，因此，六十年中西交衝和與之相隨而來的節節變遷之後，作為一場改革的清末新政在十年變法裏牽匯萬端，所曾達到的深度和廣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西人述中國史，稱之為晚清七十年裏最有活力的時代。然而除舊布新又是一種攪動和震動，變法的深度和廣度同時又成為攪動的深度和廣度。這個過程改變了官製，改變了地方社會，改變了朝廷與疆吏的關係，改變了讀書人與君權的關係，改變了紳士與國家的權利關係，改變了財政，改變了兵製，改變了人的命運，改變了人的觀念，改變了人的歸屬。每一種變動的背後，都係連著群體的得失和個體的得失，從而每一種變動都在不斷地產生緊張，產生分歧，產生對立，產生衝突。因此，對於身曆其間的一代人來說，變法的過程實際上已非常具體地成了利害的分解和重組，以及為利害所牽動的人群的分解和重組。當舊日秩序中被編入各得其所又各安其分的各色人等，在變法的動**中紛紛析出舊序而結為一個個利益群體之後，秦漢以來二千多年的社會結構和清代以來二百六十多年的社會結構便已經脫榫了。隨後以利益各分界限的種種群體之間的彼此踢打，則使已經脫榫的社會結構很容易解體。武昌起義之所以能夠引發土崩瓦解，其深度的原因正在於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辛亥、壬子之交不僅是一個王朝的倒塌，更是一種社會結構的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