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起家翰林，之後又了無牽掛地脫出了這種舊日被稱作“遊曆清華”[1]並為萬人仰視的生涯，一變而為牅啟民智的新黨，再變而為鼓吹革命的亂黨；迨民國繼起，又以行其所學為抱負，先後做教育部長，做大學校長，做大學院院長，做中央研究院院長。由此留下的一路行跡，多半都在文化一麵。沈尹默後來曾概括而論之曰：“綜觀先生一生，也隻有在北大的那幾年留下了一點成績”[2]，以說明人生在世的為時勢所造就和為時勢所限製。但這種事後追論既以曆史為尺度來評述作為曆史人物的蔡元培，則“留下”的“成績”，指的應是個人對於曆史的貢獻。因此，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初，梁漱溟說是“中國近二三十年之新機運，蔡先生實開之”：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問，不在事功，而隻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這當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運會來臨，許多人都參預其間的。然而數起來，卻必要以蔡先生居首。[3]
他說的也是蔡元培“在北大的那幾年”，而以“開出一種風氣”為其力行之所在，又尤其明切地寫出了民初中國的文化潮動，以及蔡元培身在潮動之中而能以自己的識見和取向為士林開先，以影響和促成了潮流走向的立己立人。
一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之後，中國社會裏思潮湧起，又思潮澎湃。由此形成的是一個以思想改造社會的曆史過程，而與之俱來的則是思想和學術在總體上的此長彼消。人在其中，隨湧起和澎湃而走，遂很容易以“於道徒見其一偏，而由言甚易”為理所當然。因此，總體而言，這個過程不斷地產生出議論，而在一路澎湃的同時，也不斷地積累著膚淺和破碎。時至民國初年，嚴複統論當日的知識人說：
至晚近中國士大夫，其於舊學，除以為門麵語外，本無心得，本國倫理政治之根源盛大處，彼亦無有真知，故其對於新說也，不為無理偏執之頑固，則為逢迎變化之隨波。何則？以其本無所主故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