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文·白璧德
張源 譯
“每個人都知道，”柏克如是評論法國國民大會（French National Assembly）的成員們，“他們的領導人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分歧，這一點像極了盧梭。事實上，他們每個人都像盧梭。他們把盧梭的血液輸到了自己的頭腦以及自己的行事方式中來。他們研究盧梭，冥想盧梭，除了白天努力惡作劇以及晚上**不羈的時刻之外，他們抽出一切時間翻來覆去地思考著盧梭。盧梭就是他們的神聖經典，盧梭就是波利克裏托斯親塑的造像，盧梭成了他們的完美人格的標準。現在這個人和他的著作成了作家們和法國人心中的典範，巴黎各個鑄造廠都行動起來為他造像，從窮人家的水壺到教堂的鍾，到處都可以見到他的形象”。
我所展示的盧梭，就其根本性的影響而言，乃是極端主義的盧梭，也是一切妥協的敵人（foe of compromise）。與盧梭相反，柏克常被視為體現了適度的精神（the spirit of moderation）。不過，柏克對法國大革命的諸多評價（上引文可為一例）當中卻幾乎看不到這種精神，事實上，到了最後他對大革命的批評已經是異常猛烈。不過，我們至少可以這樣為柏克作出辯護：柏克關於大革命的著述，主要是在就基本原則展開辯論，而當事關基本原則的時候，問題便在於此係真理抑或謬誤，而非適度與否。柏克並非一味主張維持現狀。他並不從原則上反對革命，事實上，他對1688年革命至為推崇，或許不免因此會受到人們的批評。他對美國革命的態度前後一貫，主張與之妥協，並在很多方麵對之深表同情。他對於權威並無過度的敬畏。他毫無私心地維護那些遭到不公待遇的受害者的利益，在這一點上沒有人可以自命與他比肩。他特別認識到了舊製度（the Old Régime）在法國的弊端，因而願意接受那種用猛藥來對治這些弊端的想法。因此，如果他不願意與法國大革命妥協，原因並不在於政治方麵，而毋寧說在於根本的哲學、乃至宗教方麵。柏克發現，法國的大革命與其他革命不同，不是針對某些具體的不公，而是有著更為宏大的借口。法國要成為“各國的救主”（Christ of nations），並且要為了全人類的政治革新發起一場聖戰。這種將“上帝之物”與“愷撒之物”合而為一的做法，在柏克看來，似乎從心態而言是不健全的，無論如何都會導致歐洲現存社會秩序的傾覆。這種關於革命的新福音，是自然狀態、自然權利、社會契約以及抽象的、不加限製的主權等已流傳數代的假說導致的最終結果。柏克是那種趨勢——我們不妨稱之為形而上的政治學（metaphysical politics）——的最主要的反對者。那種趨勢特別是在人權說當中有所體現。“他們如此醉心於人權”，柏克這樣評論這一派政治學的成員們，“以至於完全忘了人性”。在破除偏見的掩蓋之下，他們剝去了人的所有習慣，他的一切具體的關係，以及他的生命賴以獲得意義的曆史情景之網絡，最終隻能使他“在**裸、孤零零的形而上抽象中”瑟瑟發抖。根據他們的邏輯，所謂偏見其實就是一切傳統的、約定俗成的東西，能夠限製他們這種邏輯的隻有暴政。柏克曾大力批判那些一意要破除偏見的人，不過，他的批判或許遺漏了某些雖小卻不失重要的區別，特別是以下這個區別：有些人去除偏見是以理性的名義，而有些人，比如盧梭，去除偏見則是以感覺的名義。事實上在大革命期間，理性主義者和盧梭主義者隨時準備將對方推上斷頭台，而此前盧梭曾與當時的“哲學家”們、特別是伏爾泰失和，這當中已可見此後兩派對立之端緒。盧梭和柏克一樣，都想竭力反對“這個啟蒙時代的大片黑暗”，隻是他們的理據截然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