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文主義與中國的淵源及其當代形態
張源
美國人文主義學說創立已逾百年，其間經曆了數次起落，並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這一學說於20世紀頭十年在美國誕生，代表人物為哈佛大學教授歐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與保羅·穆爾（Paul More）。它的出現立刻引起了當時正在哈佛留學的梅光迪、吳宓、湯用彤、樓光來、張歆海等中國學人的關注。至20年代這一學說趨於成熟，在美國本土掀起了一場“新人文主義運動”（New Humanism Movement）。其後，這一學說進入鼎盛階段並開始產生世界性的影響。除法國、印度、韓國、日本等各國之外，其在中國的影響尤為巨大：“新文化運動”後期，美國人文主義學說經由吳宓等“學衡派”人士以及梁實秋等人的譯介與闡釋，進入了中國的文化語境，與其他西方觀念和思潮一道參與了中國新文化身份的建設，並且通過此後中國本土的“重估”工作不斷獲得新的闡釋形態，從而在中國持續至今的文化身份建設過程中發揮著持續的影響。
20世紀20年代末期，“新人文主義運動”在美國進入巔峰狀態，但是伴隨著1929年經濟大衰退，情勢很快急轉直下，運動在30年代跌入低穀，人文主義學說隨之銷聲匿跡。同時，中國《學衡》雜誌於1933年白璧德去世當年宣告停刊，《大公報文學副刊》也在1934年1月1日出版第313期後不再由吳宓擔任主編，美國人文主義學說失去了又一個宣傳陣地；梁實秋的相關推介工作亦主要止於1934年。此後，這一學說連同其宣傳者在中國一度遭到非學理意義上的批判，正麵宣傳的聲音幾近無聞。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本土的知識分子由於經曆了“20世紀文化令人痛苦的道德真空”，紛紛投身到“傳統與價值的再發現”之中，此時白璧德及其學說重新進入了人們的視域，並在新的曆史階段進一步得到發展與完善。這一時期闡發美國人文主義的代表人物為白璧德的私淑弟子羅素·柯克（Russell Kirk）與彼得·史丹利斯（Peter Stanlis），特別是柯克，他對白璧德學說的經典闡釋，追溯並確立了美國人文主義從亞裏士多德到柏克再到白璧德的“道統”，柯克本人亦由此進入了他所闡述的“道統”之中，成為美國人文主義傳承至今不可或缺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