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 北京師範大學“美國人文係列演講”之二）
克萊斯·瑞恩
成桂明 譯
西方社會很多人用承載著價值的語言來為其渴望的改革正名。諸如“正義”“人權”“民主”“美德”“普世原則”之類的號召不絕於耳。不幸的是，這些話語所產生的說教熱情經常與其思想說服力不成正比。大學、新聞業、政界和教會中普遍缺乏一種哲學和曆史的訓練。我們從來都不能假定道德主義情感的表達反映了對道德普遍性的真誠渴望。關於“道德價值”（moral values）的談論常常隻是一種裝飾，掩蓋著特定群體想要將自己的意誌強加給他人的願望。道德話語中的關鍵術語能包含各種不同含義，甚至可以容納其對立麵。例如，基督教的“愛”“仁慈”以及“同情”已讓早些世紀的基督徒們灰心喪氣，現在仍被引用並被視為必要的行為和社會秩序。術語的表麵往往帶有欺騙性，正如聽上去像傳統主義者的人大力疾呼能喚起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式權威的美德和正義，結果卻被人們發現其中隱藏著古希臘人早已放棄的現代平等主義和民主主義信念。無法對這些做出合理區分與不願探究其思想的具體實踐意義之間有著密切聯係，也就是說，要在曆史與哲學兩個層麵都對其進行檢驗。
我們迫切需要去區分重視個人品質的道德思想和貶抑個人品質的道德思想之間的差別，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卻遭到忽視。貶抑個人品質的道德思想觀念可以是大相徑庭的。它們也許會著重以推理或溫柔的情感，抑或二者的結合體，來作為美德的來源和標誌。但無論道德是否主要與抽象原則或多愁善感有關，傳統上認為要通過艱難而持久地運用意誌來提升自我的需求正在被淡化甚或無視。在更為古老的西方觀點看來，美德大體上相當於行動中展現的健全性格。古典主義和基督教傳統認為充滿人道的社會關係要盡可能地與人類個體相適應，它們能馴服自身靈魂中的低劣傾向。社會張力和不公正就發端於那些低劣傾向中。盡管理性與情感是人類道德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它們也隻有在倫理上被影響和建構的條件下才能有益於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