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婢女情感訴求
通過“買賣關係”進入蓄婢家庭、“喪失人身自由”的婢女，是“律比畜產”的奴婢。清代時，法律規定，奴婢“婚配俱由家主”[2]。民國時期，婢女買賣的契約中，也多寫明“及歲婚配”“皆由主人作主”的字樣。也就是說，蓄婢家庭有權決定婢女什麽時候出嫁，以及嫁給什麽樣的人。
民國時期，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天賦人權思想、西方家庭製度的影響，資產階級革命派中的激進分子對“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討論也風起雲湧。1919年11月14日，湖南長沙的趙五貞被父母強迫嫁給一個她不願嫁的人，在迎親的花轎中用剃頭刀自刎。“趙五貞事件”很快傳遍全國，引起社會的熱烈討論。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上連續發表文章十餘篇，指出“趙五貞事件”的背後，是“婚姻製度的腐敗，社會製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獨立，戀愛不能自由”[3]，趙五貞是舊婚姻製度的犧牲者。“趙五貞事件”使多數女性青年認識到，要想解放，就要爭取戀愛自由、婚姻自由。
婢女爭取“婚姻自由”的形象，在民國時期許多描寫家族生活的小說中有深刻的反映。例如，《京華煙雲》中，婢女銀屏勇敢、大膽地與小主人姚體仁戀愛，但他們這種“逾越主仆尊卑”的感情，並未得到專製的姚母的首肯。姚母訓斥並告誡銀屏，“那麽個小丫頭，不要心比天高”，並企圖通過將兒子體仁送到國外、將無所依傍的銀屏外嫁來拆散他們，但機敏、有主見並對體仁“情深義重”的銀屏，用出逃的方式，反抗主人對自己婚姻的隨意安排。《金粉世家》中，婢女小憐雖有幸得到主人的“格外憐愛”，免遭各種皮肉之苦，但依舊不能左右主人“懷有私心”的擇配，小憐為了追求自己的婚姻，大膽地從金家逃出。林徽因《文珍》中的婢女文珍，因勤快靈巧而得到主人的善待，但是，文珍仍然擺脫不了由“主人擇婚”的無奈命運，當她得知自己要嫁給一個“四十多歲，背還有點駝”的“小錢莊的管賬”時，文珍不再任由擺布，在“中秋節後快要出嫁以前逃跑了”，還“是同那個革命黨跑的”。小說形象中，婢女婚姻的訴求，蘊藏著她們對“自由戀愛”的向往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