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政府禁止人口買賣，以杜絕婢女的來源；頒布禁婢條例，以解放婢女；厘定法律，對違反者實行法律製裁。但為何政府的禁令三令五申，婢女現象依然普遍存在？禁婢辦法的難以推行，其背後有著深層次的複雜原因。
一、社會的普遍貧困
經濟困苦是中國特別是農村的通病。民國時期，中國依然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工業發展水平低下，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普通民眾的貧困生活也沒有因中華民國的成立而得到好轉，甚至貧困化趨勢更加嚴重，“目前我國的社會經濟狀況較以前所不同的，隻是更加趨於蕭條敗落而已”[113]。大多數農民“春耕夏耘，操勞終歲，到了秋收，雖是豐年，僅得一飽，設使是凶荒，秋收無望，則催稅日迫”[114]，終日難得一飽。
農民生活的貧困首先表現在農民的食物消費上。1934年，時人對河南南陽的調查顯示，“農民平日以甘薯、高粱饃、豌豆饃、小米、綠豆湯為其主要食物，能吃小麥饃者甚少，貧窮的且有以肥田的芝麻餅為其寒冬及春荒之充饑品者。前年（一九三二年）欲收食樹皮、樹葉、草根及粹石粉者，所在皆是”[115]。在河北阜平縣，農民“雖還不曾吃草根，樹皮，嚼黃土，甚至人吃人，但吃樹葉，糠秕，菜根，薯塊，總是不可掩諱的事實……小米粥，玉米窩頭，雖算不得好，但在貧苦的鄉農很少吃到這些東西，家裏要沒點家私，誰吃得起？能夠啜到小米粥，啃到玉米窩頭的，他們覺得是在天堂上的人”[116]。
就北京城市而言，“因貧而跳井投河者日必數起”[117]。1926年，據警察廳的調查統計結果顯示，北京內外城共計有254382戶，其中貧戶66602戶，占總數的26%，極貧戶42982戶，占17%，次貧戶23620戶，占9%。[118]1929年的統計結果中，盡管次貧戶降為11032戶，然而極貧戶卻上升為46002戶；極貧戶與次貧戶的人口總數為234800人，占全市人口的六分之一。[119]所謂“極貧戶”，是指“毫無生活之資者”；“次貧戶”，主要指“收入極少、不賴賑濟則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者”。[120]警察廳做這些數字統計的目的，是調查北京的貧窮範圍，作為籌備冬賑之用。盡管這些調查標準不盡相同，但其所統計的數字已顯示出北京的貧困程度。北京本是缺乏生產能力的地方，男子求職已屬不易，女子更沒有自存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