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近三百年的曆史，不但豐富多彩，且極具變化。其最為突出的表現，則是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如此急劇的社會與文化變動，引發了眾多學者關注明代曆史的興趣。他們將自己的觀察點落實於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的晚明時期，深入其中，進而考察其基本的變化，並得出了幾乎相同的見解。如餘英時將這一時期稱為“中國曆史上最重要的社會與文化變遷時期之一”。[1]周啟榮認為，16世紀的中國社會，充滿著矛盾與吊詭。其具體的特點則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麵，諸如城市化，城市文化的繁榮，教育機會與識字的增加，城居地主的出現，家長式統治和家族束縛的衰落，[2]等等。俄國學者沃斯克列辛斯基對17世紀中國社會的變化作了相當高的評價。他認為，17世紀在中國曆史上占有獨特的地位，這是一個在社會政治思想領域內具有顯著轉型特征的時代，一個因哲學、宗教、科學和道德等諸多傳統觀念發生危機而亟待重新估衡的時代，一個為尋求通向社會思想和文化觀念的新途徑而痛苦反思的時代。[3]
毋庸諱言，由於研究者的切入角度不同，對這一段曆史如何認知乃至定性同樣存在著差異。如金克木通過中、西比較，對明代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問題提出了質疑。他認為，明代經濟雖有發展，民間文化雖很熱鬧，但商品流通不暢，文化控製不衰，不可能出現歐洲同時期的經濟和文化變革。他進而認為，明代還沒有產生近代歐洲的個人人格理念和理性觀念。從思想到知人論世、處理事務，還是慣於判斷而不慣於論證，論證也往往是因果二段式、問答式，不是推理式。零星的思想火花各代都可以有，不能發展為文化思想。個人的享樂不等於“個人主義”。自私不等於“人權”。中國的文化史上沒有出現歐洲的近代。[4]這一論斷，盡管亦可以視為一家之言，但有下麵兩點值得商榷，並進而引發討論：一是作者或許對歐洲有充分的了解，但對明代社會、文化顯然缺乏有深度的掌握，從作者僅僅簡單舉出王陽明、李贄、朱載堉、李時珍、湯顯祖、徐霞客、黃宗羲、王夫之這麽幾個有名頭的人物，可知作者尚未深入到明代史的深層。若是借此簡單地論定明代商品流通不暢，文化控製不衰，即使不能遽判為武斷，但說其對多年研究明代社會經濟史或文化史學者成果的不尊重，則並不為過。二是這一論斷，不可否認地帶有歐洲中心論的影子，於是在對待中國獨特的近代化道路的問題上，不免戴有一副有色的眼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