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其源起究竟是在何時？若廣泛網羅明朝人的記載，基本可以證明成化、弘治年間是明代社會、文化發生重大轉折的濫觴。
其次，從文風、學術來看，明代的許多學者、文人亦無不將成化、弘治前後視若井然有別。黃佐就親自記錄了這種前後變化過程。他認為，在成化以前，風俗樸茂，即“道術尚一，而天下無異習，學士大夫視周程朱子之說如四體然，惟恐傷之”。以此發為文辭，盡管辭藻並不華麗，但無不“根於理質”，因此氣象“霈然以昌”。[13]明末人許孚遠對明代學術變遷大勢的描述，大抵可以作為黃佐之說的注腳。他認為，從明初以迄弘治、正德年間，朝廷崇尚“正學”，盡管當時的學者“稍滯舊聞，不達天德，拘固支離，容或所不免”，但確乎“人才彬彬”。自“江門”（指陳白沙）、“姚江”（指王陽明）之學相繼而興，雖屬補偏救弊，但最終導致學術風氣大變。一至兩派之末流，更是“始於怪僻，卒於悖亂”。[14]
進而言之，在明代中期開始的這場文化變革中，思想文化漸趨活躍，按照董其昌的說法，當以王陽明、李夢陽作為開創性的人物。董其昌對明代學風的變遷，有一段頗具卓見的論述：
成、弘間，師無異道，士無異學，程朱之書立於掌故，稱大一統；而修詞之家墨守歐、曾，平平爾。時文之變而師古也，自北地始也。理學之變而師心也，自東越始也。北地猶寡和，而東越挾勳名地望以重其一家之言，濂洛、考亭幾為搖撼。[15]
這種正德前後思想文化的變異，當然不是一個人的主觀意向所能製約，而是時代變化的趨勢所致，是一個時代的社會產物。但我們不能不承認王陽明、李夢陽在改變整個明代學風中所起的關鍵性作用。從這種意義上說，董其昌的論說堪稱真知灼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