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之而來者，則是士大夫生活、精神發生重大的轉變。換言之，自明末喪亂以來，民生日蹙。反觀士大夫，則無不麵帶憂色，已無寬心之言，在朝會廣眾之中，他們所道者不過是“委巷牙郎灶婦之語，靦然不以為異”，而“名士之風流、王孫之故態”，兩者再也不可複見。[84]可見，明末確乎已經是氣象大變。
（二）文化變遷
隨社會轉型而來者，則是文化發生不同程度的變遷，諸如思想文化的“活力”與“多樣性”，儒家傳統價值觀念麵臨新的挑戰，經世致用之學的流行，三教合流及儒、佛的世俗化，儒學的平民化與教育的通俗化，知識分子主動參與通俗文化與出版物的商業化，等等，無不是文化變遷的主要內容。
1.思想文化的“活力”與“多樣性”
過去的論者大多指責明末學術“空疏”，其說從顧炎武，直至崔述、梁啟超等人，可謂一脈相承。其實，這是一種誤會性的偏見。美國學者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就並不同意梁啟超的說法，認為“正好相反，16世紀和17世紀初顯然是中國思想史上最具創造力和激發力的時代之一”。[85]通過學術界多年的研究努力，無疑已經顯示，16世紀晚期與17世紀早期，是中國思想史最具“活力”（vitality）和“多樣性”（diversity）的時代。在這一時代，有相當活躍的個人主義，有何心隱這樣的烏托邦實踐家，有曆史學者焦竑，有東林改革家高攀龍，有才華橫溢卻又行為古怪的李贄。[86]
這種活力與多樣性，除了源自社會轉型的宏觀背景之外，正如前麵所言，王陽明心學的崛起，堪稱功不可沒。王陽明的“良知”學說，以及他的異端的自由觀念傾向，[87]無疑打破了程朱理學正統對明代思想舞台的控製，其結果是在思想界出現了活躍的景象，很多理學家提出了自己的個人要求而且開始包含於佛教與道教。因此，王陽明及王學的聲望日漸提高，且與晚明三教合流的蓬勃發展恰好相符，這並不足為奇。[88]雷海宗稱頌王陽明是一個“驚人的天才”，打破了沉寂的理學；是“人類曆史上少見的全才”，一身兼具政治家、軍事家、學者、文人、哲學家；是“最後有貢獻的理學家，也是明代惟一的偉人”。[89]此說亦堪稱公允之論。就此而論，清初正統理學家李光地對陽明之學的批判，諸如稱陽明之學“流毒無窮”，導致萬曆以後，“鬼怪百出”，而學者更是“大決藩籬而不顧”，[90]正好從反麵證實陽明及陽明學對晚明思想文化的影響至為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