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傳統的階級結構代表著一種道德結構。換言之，按照傳統的儒家觀念，上層階級是“君子”，而下層階級則是“小人”。[1]進而言之，傳統儒家無不具有“君子理想”，而儒學其實就是“君子之學”。[2]細究君子、小人之分層，又可劃為道德與政治兩個層麵。就道德修養層麵而言，士大夫所崇尚者是君子人格，而君子其實亦是儒者人格的一個側麵；從政治實踐層麵來說，君子是朋黨爭論中清流自封的一個鬆散的群體，而清流的政治對立麵則為小人。若從政治實踐的事例加以深入分析，君子的政治行為無疑具有部分的道德約束力，即他們是有所為，有所不為；而小人則無所約束，亦就是無所不為。正是因為有此差異，曆史上的黨爭事實已經證明，君子黨必然在政治之爭中敗於小人黨。曆代士大夫中君子黨與小人黨的黨爭實踐，同樣可以說明這一問題。
君子、小人之分，源起於先秦。如孔子對子夏說：“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對這句話最傳統而且典範的解釋是朱熹的說法，他解釋道：“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明人袁宗道已明顯發現朱熹解釋的破綻。像子夏這樣的人，毫無疑問屬於篤信謹守之人。照理說來，“為人”之人必不謹篤，而謹篤之人必定不“為人”。所以，袁宗道對此作了新的解釋。他認為，“君子儒”為人，而“小人儒”為己。他的解釋也有一定的事實依據。人若為己，必然狹隘，若是為人，必然廣大。孔子曾說：“硜硜然小人哉！”所謂的“硜硜”，就是“守己”之人。孔子又說：“大人之學在親民。”所謂“親民”，就是“為人”之人。鑒於此，袁宗道認為，孔子所謂的“小人”，並非是指“狥世謀利之徒”。這種“狥世謀利之徒”，應該歸於“惡人”，而不是“小人”。所謂“小人”，僅僅是指那些“斤斤自守之人”，即自己一身之外的人與事，全都視為“胡越”，與己不相幹，甚至漠不關心。這樣的人，隻是自全一身名節，全然不顧其他。有利於人，但又損己之名，這樣的事情絕不去做；即使千萬分有利於人，但有一二分有損於自己之名，也絕不去做。他們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遁跡而避毀，這就是孟子所謂的“從小體而不從大體”。從這種標準出發，像已被收入《高士傳》的接輿、陳仲子，理應屬於“小人”之列，並不值得稱道。當然，袁宗道將小人又分為兩類，前麵所述專門從事“為己”之學者，屬於“真小人”。至於陽樹名節，陰獵顯膴之人，則又是“小人之罪人也”，比起小人來更是等而下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