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上述多波次的打擊，江南士大夫勢力從此一蹶不振，世家大族趨於衰落。清代史家戴名世對此有很好的揭示。從他的記載不難發現，康熙二十七年、二十八年（1688、1689）以後，江南縉紳之體麵已是“陵夷極矣”。究其禍端，始於一二士大夫豪橫之家，“致得重罪”，於是他處大多仿效。地方官吏務以挫辱士大夫為能，借此逢迎上官，以得美擢。[136]裏巷“奸民”，專以詐財為生，“不於其黨類而於縉紳，以為縉紳不敢與我抗且辯也，一抗且辯，則訴之於官，而彼之折辱更甚矣”。至於學校生員，更被地方官吏視為草芥。即使生員延續明末習氣，仍自相矜重，偶然受到挫辱，於是群起告訐，“或哭於文廟，或相要約不赴試”，然終究不能取勝，“斥逐者累累，因致死傷者亦多”。在地方官的眼中，縉紳尚且如同“奴隸”，何況生員之輩！無奈，生員隻得自匿衣巾，詐稱百姓。[137]在錢糧奏銷案的引發下，不唯官員紛紛罷職家居，等同編戶齊民，甚至“不得稱鄉宦”，而且出現了“生員反平民不若”的奇怪現象。[138]在地方百姓的理想世界中，寧可讓自己的兒子成為“書役”，反而將生員視為“朽物”。[139]
這是相當值得重視的秩序變動，說明在新朝政治強勢的衝擊下，在明代相當活躍的士大夫勢力漸趨沉寂。在此大勢之下，即使如山林名士，在清初的境遇亦不甚樂觀。據冒襄的回憶，明代崇禎末年，門戶紛爭，始則草野乘縉紳之威勢以招搖同流，繼則縉紳反借草野之機權以鉗製朝政。當此之時，山林名士與縉紳諸公詩文鼓動，搜獵聲華，“所好生羽毛，所惡成創痏。一時有司之賢者，率折節來谘謀議”，確乎“何其樂也”！明清鼎革，物換星移，知交零落。在遭遇“橫逆”之世的境況下，明末其樂融融的山林名士，即使“鄉裏小兒”，尚且多加揶揄，嚐盡“人所不能忍”。“昔之樂”與“今之苦”一經對比，悲從中來，泣由此下，顯然不難理解。[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