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清易代與江南士大夫家族的衰替
曆經魏晉六朝北方士族與民眾的南遷以及宋朝的南渡，自唐宋以後，江南已經成為全國的經濟、文化中心，富庶、繁華盛極一時。尤堪注意者，在元末明初與明末清初兩個時段，因朝代更迭所帶來的巨大政治變動，無不導致江南士大夫家族的衰替。
已有的研究成果足以表明，所謂的“九儒十丐”之說，不過是一種誤會性的偏見。由於元朝政府對江南士人采取一種較為優惠的政策，致使元代末年的江南士大夫，無不過著一種相對奢侈優遊的生活。麵對元末群雄四起的局麵，江南士人有以下三種政治動向：一是以戴良、王逢為代表的士人群體，從“保境安民”的目的出發，公開支持張士誠政權；二是以楊維禎為代表的士人群體，雖對朱明政權無甚好感，卻亦不參加張吳政權；三是以宋濂、劉基為代表的士人群體，親身投入朱明政權，且為明朝的建立出謀劃策。[1]江南士人對元朝盛時太平景象的留戀，導致明初建國之時，江南士大夫家族遭到沉重的打擊。以蘇州府常熟縣為例，元末時的“富民”以曹善誠、徐洪、虞宗蠻三家最為聞名，而且過著相當奢華的生活。至明洪武年間，當大理寺卿熊概撫吳之時，“喜抄沒人，一時富家略盡”，虞氏家族亦名列其中。[2]至於一直困擾江南士民的蘇州、鬆江兩府的重賦問題，盡管其成因不一，但確實與元末江南士人群體的政治動向有直接關係。即使如此，借助江南的地理優勢以及市鎮經濟的繁榮，再加之江南士人通過科第而陸續進入仕途，以世代簪纓為特點的江南士大夫家族在明朝重新得以確立。
明清易代，江南士大夫家族又陷入衰替的境地。[3]明清之際，最為值得關注的社會變遷，當為秩序變動。而秩序變動的結局，則是引發士大夫家族的衰替。毫無疑問，這牽涉到以下兩個問題：一是“地域社會”及其與之相應的社會秩序變動的多樣性；二是“社會流動”及其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