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社會正處於一個從傳統向近代的轉型時期。自明代中期以後，由商品經濟發展所引發的社會流動的加劇，以及隨之而來的文化與社會生活的“活力”與“多樣性”，無不證明當時的社會正處於動**與變遷時期。社會的動**與變遷，勢必導致由法律與禮製所組成的國家控製力量的削弱，使社會各階層的人們獲得了較多自由活動的空間，並最終決定了他們的生活顯得多姿多彩。
進而言之，社會的整體變動，同樣導致傳統儒家倫理麵臨來自商業社會的諸多挑戰，並使其陷入困境，諸如儒家“五倫”的排列順序受到了質疑，夫婦或朋友兩倫已經上升為五倫之首；儒家的“五常”也受到了很多經商者的懷疑，甚至發展成為有人罵“五常”為“五賊”的極端之例。[280]即使是五倫中的夫婦一倫，同樣出現了諸多新的動向，如婦女不再對男子逆來順受，隨之在當時的婦女中出現了“妒婦”與“悍婦”現象，與之相應的則是男子“懼內”之事亦不乏其例。[281]至於士大夫為婦女在男女關係中所處地位之卑賤而鳴不平者，更是大有人在。在此基礎上，婦女的群體人格也發生內在的轉向，亦即從禮教閉鎖世界中的婦女人格，轉而變為一種多樣化的婦女人格。
與此相應，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也開始出現諸多的轉向，諸如：通過君子、小人之辨，士大夫對君子、小人持較為理性的看法；麵對生死抉擇，士大夫的生死觀念出現儒、佛、道合流的傾向；麵對出處、仕隱的選擇，士大夫開始對“心隱”有所肯定，隨之而來者，則是“大隱”觀的崛起及其勃盛；麵對忠孝、節義的抉擇，士大夫轉而持忠孝可以兩全的觀點，並對傳統的氣節、節義觀念進行審慎的理性反思，在此基礎上提出全新的節義觀念；通過對英雄觀的全新疏理，士大夫確立了英雄崇拜的觀念，進而通過英雄、大眾之辨，一種重視平民大眾的觀念得以確立；通過文、道合一與文、武之辨，文、道與文、武合一的趨向開始形成；通過雅俗之辨，並經過由雅趨俗或由俗返雅的過程，使雅俗兩分演變為雅俗兼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