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最為典型的案例還是明末大儒劉宗周與崇禎皇帝關於“功利”的爭論。劉宗周一生最為反對的是“功利”二字。他曾告訴自己的弟子張履祥說：“學者最患是計功謀利之心，功利二字最害道。”他認為，功利二字，其原因主要在於“事必欲求可，功必欲求成”。因此，他主張，“事無求可，功無求成，惟義所在而已矣”。[505]為此，劉宗周與崇禎帝曾就才能與操守的關係作過討論。如在督撫的選拔上，崇禎皇帝認為：“督撫必才守兼全方可。”而劉宗周卻認為：“須操守為主。”對此，崇禎帝反駁道：“大將另是一段才幹，非區區一操守便可勝任。”[506]明末另一位大儒黃道周將劉宗周之學評為“伊尹之學”，他立論的依據如下：“伊尹以天下為己任，其原本於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今但知劉先生一介不取，一介不與，不知其自任天下之重也。”[507]這固然是他們之間惺惺相惜，但反映的確實不是劉宗周的實情。即使劉宗周心中以天下自任，但他絕無治天下之才。
當然，劉宗周是否僅僅是一個迂闊的道學之士，僅有節行可以稱道。對此，清人邵廷采並不以為然，且為劉氏多所回護。他認為，劉宗周所謂的“於羽兩防”一語，盡管是勸君修德，但也並不盡是想偃旗息兵。他說：“蕺山論時務，皆切當世之用。己巳守禦京師，屬臥子（指陳子龍——引者）論南遷，非迂闊者”。[508]這段說法是否準確，可以暫且不論，卻至少透露出一個信息，即曆史人物具有他們的多麵性與複雜性，不能將之臉譜化。道學家一類的正人君子，並非都是迂闊。正如劉宗周，一向是反佛並維持儒家正學，但據史料記載，劉宗周後來“亦看禪書”。[509]
黃道周與劉宗周齊名，號稱明末兩大儒。從黃道周與崇禎帝關於清、廉問題的討論，亦已足證道周過分看重士大夫個人所具清、廉一類的道德，而輕視治國之才幹。這又是一個典型案例，不妨詳引如下：崇禎十一年（1638）六月十八日，崇禎皇帝召見大臣，有感而言，感歎朝廷腹心耳目之臣，遇事不肯擔當，舉劾率由情賄，積弊難革。然而所謂的“清操”之臣，“卻又不通方，是古非今，用之恐誤事，棄之又可惜”。當時的少詹事黃道周聽後，深不以為然，就官員之德“清”問題上奏，雲：“‘清’之一字，謂惟天清明，人能清則自明。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便是舜、湯清而明處。”崇禎皇帝聽後，有所反駁，道：“聖如伯夷才叫做清，若曲謹小廉隻叫做廉，不叫做清。”黃道周還是不服，繼續爭辯道：“清、任、和便是智、仁、勇，知人愛人，有體有用。”崇禎帝駁斥道：“你說清、任、和便是智、仁、勇，從來未聞。清、任、和是聖人體段，智、仁、勇是聖人造道工夫，如何扭作一團？”黃道周答道：“智即是清，勇即是任，仁即是和。清、任、和是體，智、仁、勇是用。然惟天下（子）得其全，臣子得其偏。”崇禎帝隨之又反駁道：“這清是居官之美德。隻有一種人清而無用，自傲逐非的。朕不是指卿，卿勿得錯認。且天子得其全，何以見得？”黃道周答：“《書》雲：亶聰明，作元後。皋陶言，九德而為天子，六德而為諸侯，三德而為大夫。這不是天子得其全，臣下得其偏？”但崇禎帝還是不依不饒，公然說道：“三德九德，不過是臣不（下）強分之目，歸美其君之詞。若必有九德而後為天子，自古至今無亡國之君矣！且孔子具有全德，當初如何不做皇帝？”[510]話已到此，黃道周確是無言以對，不得不一時語塞。盡管黃道周抬出大舜、成湯一類的聖人，用來製約崇禎帝過分重才之論，這是其敢於直言之處，然其過分重視儒家道德之論，不但不能應崇禎帝求治之急，就當時的時勢而論，確乎亦是一種迂闊之見，無益於治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