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黎
德國學者馬耶爾說： “沒有中國詩歌作榜樣， 布萊希特的後期詩歌是不可想象的。”
布萊希特最初接觸中國文化， 是在奧格斯堡讀中學的時候， 是從接觸中國古代詩歌開始的。布萊希特患有先天性心髒病， 自幼不擅體育活動， 但卻終日陶醉在書香之中。那時他就接觸過當時最為流行的貝特閣（Hans Bethge）翻譯的中國詩歌集《中國笛》[2]，讀過奧托·豪賽爾（Otto Hauser）翻譯的《李太白》詩選。據他當時的同學漢斯·奧托·敏斯特勒（Hans Otto Muensterer）說，在豪賽爾主編的所有選本中，他最喜愛的就是魏爾倫、波德萊爾、惠特曼和李太白等人的詩選。盡管它們的譯文不甚準確，常常遭到挑剔的評論家批評，卻仍是非常受歡迎的讀物。布萊希特在閱讀這類作品時開闊了自己的文學視野。[3]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詩歌，最初就是在這種閱讀中進入他的視野。不過那時他閱讀中國古代詩歌隻是偶然行為，而有意識地為變革西方審美思維而閱讀、甚至翻譯中國古代詩歌，則是20世紀30年代流亡中的事情。
1938年，流亡在丹麥的布萊希特翻譯了7首中國古代詩歌，其中6首（《花市》一首除外）發表在莫斯科出版的德國流亡者雜誌《發言》第8期上。這7首中國詩歌，是布萊希特根據阿瑟·威利的英文譯本《中國詩歌170首》翻譯成德文的。它們是《朋友》（即古詩《越歌謠》）、《大被子》（據白居易《新製綾襖成》最後六句改寫）、《花市》（即白居易《買花》）、《政治家》（即白居易《寄隱者》）、白居易的《黑潭龍》、《乾符六年一則抗議》（即曹鬆《已亥歲二首》之一“一將成名萬骨枯”）和《他的兒子降生時》（即蘇東坡《洗兒》）。布萊希特既不懂中文，又不是翻譯家，他為什麽要翻譯中國詩歌呢?原來這是他的一次有意識的文學活動，其目的在於借鑒中國文學傳統，倡導西方審美思維的變革。當時，即1937年至1938年，《發言》雜誌發動了一場關於德國表現主義文學藝術的討論。[4]在當時的文學藝術領域，這是個十分敏感的問題，它既涉及如何評價歐洲所謂“現代派文藝”的問題，也涉及如何理解和對待歐洲現實主義文藝理論和文學傳統的問題。在這場討論中，匈牙利文藝理論家盧卡契以一篇《問題在於現實主義》的文章，不但否定了當時文學藝術中的任何創新活動，也為歐洲文學藝術的傳統作了有力的辯護。盧卡契的觀點在德國流亡文藝家中被多數人認做“馬克思主義觀點”，隻有少數人，例如作家布萊希特、哲學家布洛赫、音樂家艾斯勒等人，認為這是一種藝術教條主義觀點。布萊希特翻譯並發表這7首中國詩歌的譯文，所針對的就是盧卡契把歐洲資產階級文學遺產視為作家進行文學創作的唯一樣板的主張。按照布萊希特的想法，歐洲文藝家若要在文藝創作中與時俱進，有所創新，就不應該把眼光局限於自身的文藝傳統，而是要放眼世界，開闊視野，從別的民族的傳統中吸納有益的東西，來豐富自己，發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