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華夷之辨采取怎樣的立場，華夷二分是立論的前提。換言之，華夏文明中心的存在，需要由作為“非我族類”的他者的存在來凸顯。王明珂曾指出，古代華夏通過強調出於華夏邊緣的異族與華夏在文化與族群上的異質性，來實現我群的凝聚。[1]這一觀點當然是正確的，但同時也不能忽視，華夏及其帝國從來沒有將蠻夷戎狄看作與己無關的存在，兩者間不隻是對立的關係，也有相互依存相互構建的一麵，異族不僅僅是殊俗的他者，還必須在華夏主導的帝國秩序中扮演特定的角色：侵略者、臣服者或朝貢者。華夏隻有在華夷的相對關係中才有意義，在這一層麵上，華夷又是一體的。夷狄不僅存在於帝國之外，它還是華夏文明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僅活躍於華夏實際的政治和外交中，還在華夏的天文圖景、地理想象、禮樂製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換言之，在華夏帝國主導的符號秩序中為夷狄設定了位置，這就是夷狄的符號化存在。這種存在基本不代表夷狄的意誌，而是華夏單方主動進行的他者建構，華夏借此在符號秩序中實現了對夷狄的主宰。這種文化意義上的虛擬秩序，可以脫離政治和社會現實而存續，甚至可以被夷狄所掌握而成為他們變身華夏的重要階梯。前賢對此關注較少，以下試做一說明。
在禮樂製度所展示的儀式化的帝國結構中，夷狄有不可忽略的位置。漢武帝登封泰山，立石三丈一尺，其辭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鹹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2]四夷八蠻的貢職無疑是太平盛世不可或缺的。這種政治觀念，不僅在朝廷中奉行不疑，也以各種形式被“教化”給社會大眾。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倉頡篇》“漢兼章”曰：“漢兼天下，海內並廁。胡無噍類，菹醢離異。戎狄給賨，百越貢織。”[3]《倉頡篇》原為秦丞相李斯所做，遞經多人多次修改，成為漢代廣泛使用的識字教材，在多種漢簡中均有發現，北京大學收藏漢簡的《倉頡篇》字數最多，內容最詳。“胡無噍類”以下四句，亦見於居延漢簡及永昌水泉子漢簡的七言《倉頡篇》。[4]此章對周邊異族的區別對待，既反映秦漢時期的現實和願景，也說明了在帝國秩序中夷狄需要扮演恰當角色的觀念已為一般社會大眾所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