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華夏對周邊異族的知識，有經學子學和史學兩個體係。概括地說，經學子學體係的知識有更強的演繹性和建構性，而史學體係中有關異族的認識更重視實際收集到的信息。這兩大體係雖有重大區別，但並非截然無關，它們互相吸收互相影響，到南北朝以下漸趨合流。
華夏知識精英習慣將事物抽象為整齊對稱要素的傾向，在經學體係中發揮到極致。華夏對於周邊異族的稱呼原本是混亂而複雜的，清人崔述已有所考辨，而顧頡剛在1923年的筆記中寫道：“蠻、夷、戎、狄本無確定之方位。自秦漢間人強生分別……後人習誦其文（《禮記·王製》），於是蠻、夷、戎、狄必配東、南、西、北。”[1]童書業於1937年發表《夷蠻戎狄與東南西北》一文，引證了大量甲骨文、金文以及先秦傳世文獻，進一步詳細論證了夷、蠻、戎、狄最初皆不僅用於某一方。[2]後人習以為常的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的“四夷”框架的形成，經曆了春秋戰國至漢代的漫長過程。顧頡剛和童書業的研究都著重在證明春秋及之前的時代不存在四夷框架，而對戰國以下四夷框架的形成未做深論，[3]下麵試根據經部子部文獻中的有關記載做一點討論。
所謂四夷框架，至少包括以下幾個層麵：
（1）周邊異族的稱謂固定化為夷、蠻、戎、狄，並與特定方位相綁定；
（2）四夷並舉時逐漸凝成固定的順序，即東夷—南蠻—西戎—北狄；
（3）四夷各按方位獲得特定的屬性；
（4）四夷中各方與特定的數字相配；
（5）四夷的名稱獲得訓詁學的解釋。
前三個層麵是四夷框架的基本內容，後麵兩個則是進一步的延伸發展。從邏輯上來說，這幾個層麵的出現應該有一個時間上的順序。由於早期文獻的不足，加之相關文獻斷代的爭議性，更由於現有文獻所見的四夷表述很可能還存在學派、地域的差別，四夷說的發展大概本來就是複線的，想將所有資料按時間整齊地串聯起來幾乎不可能。另外，由於先秦文獻中存在大量引用、轉述更早文獻的情況，對於思想觀念的研究而言，能夠判斷的僅是下限，即書的形成時代為篇章形成之下限，篇章的形成時代為其中思想觀念出現的下限。至於上限，一份西漢編纂的《禮記》可以包括春秋戰國以來傳承的篇章，戰國時寫成的篇章中的某些字句或觀念可能西周時已經出現，故而上限是無法通過篇章年代來判斷的。基於這樣一些考慮，本節暫時放棄單線時間線索，而按照上述五個層麵對相關文獻加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