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六朝長江中遊地區為中心
六朝時期南方被冠以“蠻”“俚”“獠”等名稱的山地人群的動向，曆來是此時代受到學界關注的基本問題之一。在20世紀，自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以來，中外學界已經積累了大量成果。[1]這些研究對於史料記載中蠻、獠等族的分布、源流和遷徙，以及王朝政府與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等問題，做出了詳盡的回答，讓人幾有題無剩義之感。進入21世紀之後，伴隨著對於“民族史”研究範式的反思，此前那種將蠻、獠等理所當然地視為一個個“民族”或“族群”實體，再去追尋其源流、分布、遷徙、文化特性，或者作為一個個族與國家之互動的研究思路，受到了質疑。站在新的理論立場上重新思考這一問題的力作，首推魯西奇《釋“蠻”》和羅新《王化與山險——中古早期南方諸蠻曆史命運之概觀》兩篇論文，[2]兩文同中有異，合而觀之能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示。魯西奇《釋“蠻”》一文首先由“蠻”的內部多樣性解構了“蠻”作為一個族群的定論，進而有力地論證了南北朝時期蠻的主要共性在於不著戶籍、不服徭役、不納或少納賦調，不居住於國家控製的城邑之中或附近，他們大部分是先秦以來即生活於此的土著，另一部分是逃亡而來的一般編戶百姓，“脫籍”是其主要共同特征。因此魯西奇指出，不如將“蠻”看作是“社會群體”或“地域居民集團”。羅新《王化與山險——中古早期南方諸蠻曆史命運之概觀》一文同樣強調山越、蠻等具有內部的多樣性，不能簡單視為一族，但更加強調他們在文化意義上非華夏的一麵，認為過於重視山越與蠻中脫籍逃亡而來的編戶民則不免過高估計了他們的華夏化程度。該文的另一個論證重點是南方的華夏化以不均勻的形態展開，華夏國家步步進逼，蠻夷在進入華夏政治體係、接受越來越重的賦役負擔（即“霑沐王化”）與抗拒壓迫“依阻山險”之間進行著艱難的抉擇，博弈的結果則是王化由孤島擴大為海洋，而蠻夷由海洋日漸淪為山險中的孤島。因此華夏化主要是一個政治過程，必須關注國家在其中的能動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