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南方地區，帝國與諸族群是在怎樣的具體情境中相遇的？在許倬雲和魯西奇相關論述的基礎上，本書第二章提出了“華夏網絡”的概念，從空間和關係模式的角度為解讀中古時期南方的曆史提供了新的視角。華夏網絡首先是地理意義上華夏國家所控製的郡、縣、鄉、裏等聚落以及其間的交通線所連成的網絡，進而還包括在此地理空間網絡中流通的物資、信息、文化以及政治權力，在帝國中央權力的統一調度下，可以將廣大區域甚至整個網絡的力量集中在某一結點。此概念兼顧了帝國疆域內部的不臣之隙地，較直觀地描繪了帝國政治體係的空間結構。秦漢華夏帝國的疆域擴張在西北、北方受到種種限製以後，在南方山地找到了長期的突破口。南方山地被圈隔在華夏帝國的郡縣網絡之中，在政治上無法形成高級政治體，而呈現破碎、分散的局麵；在經濟上又不能自足，嚴重依賴平原上的華夏經濟網絡，尤需從中獲取鹽、鐵等物資，因而陷入了郡城縣城為中心的經濟圈中；而帝國在需要對他們施壓或者作戰時，又能借助暢通的華夏網絡而便利地調配兵力和物資。華夏網絡的“圈隔”，正是王化與山險在曆史空間中的表現，從長時段來看，它決定了南方山地的曆史進程。然而，曆史發展從來不會如此單線和單向，一方麵南方山地的自然環境和地緣價值各處差別很大，另一方麵華夏網絡也因時而異地變換著形態。
秦漢時期，南方華夏網絡日漸稠密化的成長軌跡是十分明顯。秦漢南方的政區十分稀疏，和北方的郡國密布形成鮮明對比，如以秦嶺—淮河一線劃分南北，周振鶴統計出秦代北方郡的分布密度是南方的2.2倍，兩漢南北郡國數之比為3∶7。[5]若更具體來看長江中下遊以南的情況，李子信統計出東漢交州和荊揚二州長江以南部分的郡國數為15，而全國的郡國數為99。[6]南方華夏網絡的稀疏於此可知大概。南方的郡國看似“幅員”廣大，實際上所控製的著籍人口十分有限，按照元始二年（公元2）的數字，北方人口較多的潁川郡有戶43萬餘，而南方長江中遊的重鎮南郡轄區幅員數倍於潁川，才有12.5萬戶。由南郡再往南，深入山地的武陵郡僅有戶3.4萬，零陵郡2.1萬。[7]周振鶴以秦嶺—淮河一線為界統計出元始二年北方在籍人口是南方的3.2倍。[8]總之，西漢時期南方郡國分布稀疏，而且郡縣掌控的人口非常有限，所以此時南方的華夏網絡稀疏且薄弱，在與帝國不能控製的土著族群的關係中，完全談不上對山地非華夏人群的分割包圍。另一方麵，我們也須承認，漢代在南方為數不多的郡縣的確占據了所有農業條件最優越或交通位置最重要的地區，降及隋唐乃至當代，漢代郡縣所在地點大多仍是各區域的中心地。在帝國體係正常運轉的情況下，這些網絡結點與中央以及相鄰郡縣之間的聯係也是可以保證的。例如，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武陵蠻精夫相單程寇郡縣，朝廷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擊之。[9]劉尚戰敗後，又派馬援“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終於平息“蠻亂”。[10]劉尚的軍隊集合了相鄰三郡的力量，而馬援所率的十二郡募士和弛刑徒涉及更大的地域範圍，這些均有賴於帝國中央的調遣，顯示了華夏網絡集舉國之力於一處的潛能。又如，延熹五年（162）車騎將軍馮緄率軍討伐武陵叛蠻，不僅有中央“假公卿以下奉，又換王侯租以助軍糧”的財政支持，[11]而且他的十萬大軍既“受丹陽精兵之銳，亦倚板楯以成其功”。[12]板楯蠻本在巴郡，但常被調用去參與別郡甚至他州的戰爭，他們雖然也稱為“蠻”，很多時候卻作為帝國的軍事力量對其他非華夏作戰。眾所周知，漢帝國軍隊中有大量非華夏武裝，[13]而且在實際作戰時也會隨時“廣募雜種諸蠻夷”[14]參戰。這一事實，除了說明華夏帝國的網絡可以調用的力量不限於華夏編戶民，更說明廣大的南方非華夏族群之間缺少作為共同行動基礎的網絡，以及組建和維持網絡的高級政治體。所以，兩漢時代南方的華夏網絡雖然稀疏，但它們所占據的關鍵位置和重要交通線，以及網絡中較為順暢的資源流通和力量支援，已經足以有效扼殺非華夏人群形成類似網絡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