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六朝時期長江中遊山地非華夏人群顯著活躍的問題，上節從此時期華夏網絡斷裂造成華夷政治主動權局部逆轉的角度進行了分析，這主要是從華夏一方尋找的原因。既然華夏網絡已經不複當年，處於這一網絡邊緣的南方山地人群獲得了新的外部環境，那麽他們自身是否也發生了某種變化？答案是肯定的，從前學者多以“漢化”來籠統概括這種變化，強調他們與漢族的雜居，習俗、語言的改變等。然而對於山地人群的政治軍事實力而言，更重要的是其社會結構和政治組織的變化，也就是政治體演進的問題，這點此前研究很少涉及，以下試做一考察。
從未受到華夏帝國影響的南方山地“原始”社會是什麽狀況？從漢字書寫的古代文獻中我們不可能直接看到。秦漢時代，南方除了西南雲貴高原有少數酋邦以外，其他南方山地尚無較大的政治體，如武陵蠻、巴郡南郡蠻等都可以認為是中等規模政治體中偏小者。史書所記的武陵蠻夷，“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已受到華夏帝國的影響，不能代表“原始”的狀態。就我們所知的曆史時期華南山地社會而言，帝國影響隻有深淺大小之別。那些受影響較小，尚未納入或有意遠離帝國政治體係的山地人群常被冠以“生”或“山”字，如生蠻、生獠、山獠等。他們的政治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華夏帝國影響到來之前的情況。三國吳時嶺南的俚人，“往往別村各有長帥，無君主，恃在山險，不用王”。[94]《禦覽》引東晉裴淵《廣州記》對俚獠有這樣的描述：
俚獠貴銅鼓，……初成，縣於庭，克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風俗好殺，多構仇怨。欲相攻擊，鳴此鼓集眾，到者如雲。有是鼓者，極為豪強。[95]
《隋書·地理誌》亦引此段文字，且加以“有鼓者號為都老，群情推服”[96]一句，或亦為裴淵之文。擁有銅鼓的都老與村長帥應即同一種人，以鳴銅鼓集眾的風俗來看，都老統攝的範圍不會太大。至南北朝末期，四川盆地周圍同樣以銅鼓為權力標誌的獠人，在華夏觀察者眼中與前述廣州的俚獠多有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