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十六國”及其華夏化“史相”的反思
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中，北方的各種非華夏勢力被發動起來，最終他們脫離司馬氏諸王的控製，攻陷了洛陽。華夏的晉帝國退守南方，北方從此開始了被史家稱為“五胡十六國”的時期。正如這一名稱所顯示的，學者一般從族群的視角去把握此時期的曆史，從而得出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族群相繼興盛與擴大、又衰落而消失的圖景。因為族群被看作是這一時期曆史的主體行動者，所以族群間的融合，如漢化、胡化、華夏化、鮮卑化等成為重點關注的問題。而解釋這些變化，主要從語言（胡語和漢語）、姓氏（胡姓和漢姓）、生產生活方式（遊牧與農耕）、社會組織（部族與編戶齊民）、官僚製度（胡製與漢製）等方麵進行。從這一路徑進行的研究已經積累了非常豐富的成果，構成了我們對五胡十六國史的基本認識。
然而必須承認，十六國中沒有一個政權是由單一族群組成的。即使是各國的統治集團，在族群意義上也是多元的，這一點也為眾多學者所注意到。如呂一飛指出，漢趙國的政治結構雖以南匈奴五部之眾為核心，仍以“其他胡族”尤其是人口眾多的氐、羌為準核心，再爭取晉人大族的支持。[1]陳勇從對劉聰麟嘉二年（317）劉乂案的政治史研究出發，指出匈奴與氐羌的聯盟是漢趙立國的政治基礎，而這一聯盟因劉乂案而瓦解成為漢政權由盛而衰的轉折點。[2]氐羌在石趙政權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從蒲洪、姚弋仲受到石虎的優禮不難推知。而且以蒲氏和姚氏為首的枋頭、灄頭集團本身也不是單一的族群，苻氏集團中有南安羌，姚氏集團中有略陽氐。[3]前秦在淝水之戰後一蹶不振，主要是由國內的異族勢力如慕容鮮卑等的反叛造成，而慕容垂借以複國的力量中丁零翟斌發揮了重要作用，也不能說僅憑鮮卑一族之力。劉聰時創立的以單於台係統管理“六夷”，從而實現“胡漢分治”的製度，為石趙、前燕、前秦等眾多政權所繼承，也說明各國都有數量眾多的“六夷”需要特別管理。[4]在此意義上，如將漢趙稱為匈奴國家，將前燕稱為鮮卑國家，或將前秦稱作氐族國家，都是非常不準確的。另外，被泛稱為五胡的匈奴、鮮卑、氐、羌等並不以族群集團為單位進行活動，匈奴除了政治組織明確的“五部”之外，尚有眾多“雜胡”與劉淵集團毫無關係，如屠各路鬆多就曾起兵與劉曜對抗；[5]被冠以鮮卑之名的部落分布於從遼東到河西的廣大地區，即使地域鄰近如禿發、乞伏、吐穀渾，也始終處於勢同水火的對立狀態，並未因“族屬”而產生任何認同感；仇池楊氏雖為氐族，終難免為苻堅所滅、民徙而地空的命運；當姚氏自立反秦之時，同為羌人的雷惡地卻效力於苻登。以上種種都說明族群不是曆史活動的主體，不能天然地作為曆史學至少不能是政治史分析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