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討論了十六國霸史及崔鴻《十六國春秋》中華夏化“史相”，得出它具有虛實相間的獨特性格。從結果來看，十六國時期無論在政治體發育上還是在族群文化的意義上，華夏化都是不容否認的變化方向。但由於史料過於稀薄，限製了更為全麵和深入的分析。相比之下，北魏以及其後的北齊、北周三個政權，留下的史料就豐富多了。對於北朝的華夏化問題，學界的研究更可謂汗牛充棟，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本書既然取政治體的視角來認識華夏與華夏化，尤其需要關注北朝在政治體發育上的變化，而北魏早期的官僚製度成為一個極好的入手點。
近幾十年來，北魏前期曆史一度成為學界的新熱點，在政治史和政治文化、社會轉型、文化轉變、祭祀製度等諸多領域，都湧現了出色的著作，大大加深了我們對這段曆史的理解。[1]具體到官製，一般探討漢唐之間職官演變的著作往往隻關注孝文帝改革以後的時期，但從20世紀上半葉以來，一直有學者致力於北魏早期官製獨特性的研究。嚴耕望在1948年發表的長篇論文《北魏尚書製度考（附論北魏初期之大人製度）》當中，就已經通過詳密的考訂，論證了北魏早期“新舊競替，製雜胡華，敷漢名於舊製，因事宜而立官”的特點。[2]鄭欽仁在20世紀70年代向東京大學提交了研究北魏早期官僚機構的博士論文，後來擴展為《北魏官僚機構研究》及《北魏官僚機構研究續篇》，較早關注了胡漢官名的翻譯問題，認為許多使用漢名的官職實際是拓跋氏舊有的製度，如中散官。[3]嚴耀中的專著《北魏前期政治製度》，從行政機構（分部製、尚書分曹）、經濟、司法、軍事、宗教方麵，係統地論述了北魏前期遊牧行國政治製度與農業帝國封建製度並存的特點。[4]窪添慶文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表了一係列研究北魏早期官製的論文，涉及尚書省、大人官（回應嚴耕望文）、將軍號、太子監國製等問題，最後收入其《魏晉南北朝官僚製研究》一書。[5]較新的著作是鬆下憲一的《北魏胡族體製論》，除了傳統的部族解散問題之外，還利用新發現的《文成帝南巡碑》對北魏的內朝官做了係統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