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個與魏晉官品、九品官人法皆形似實非的製度，又有如此規整的序列結構，不免讓人懷疑它在多大程度上為當時真實實行的製度，或者竟隻是紙上談兵？如果是真實製度，又是怎樣運行的呢？下麵即以道武帝天賜年間以及明元帝時期為主，對其運行情況逐一進行驗證。
天賜品製的第一項措施是：“減五等之爵，始分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號。皇子及異姓元功上勳者封王，宗室及始蕃王皆降為公，諸公降為侯，侯、子亦以此為差。”爵是五等或四等，在北魏前期變動無常，不必深究。[27]首先看“皇子及異姓元功上勳者封王”一條，皇子封王，確有其事，但異姓封王在天賜年間卻未見記載。太武帝時期以前的異姓王，僅有永興三年（411）在京師發動叛亂的昌黎王慕容伯兒，[28]與泰常七年（422）被封為長樂王的嵇敬，[29]慕容伯兒大概是勝朝之後，而嵇敬則是獻懷長公主之子，且因公主在平定元紹之亂中有功，[30]與包括太武帝在內的諸位皇子在泰常七年一同受封。[31]自太武帝即位初所封長孫嵩、奚斤、長孫翰三人以下，[32]才符合“異姓元功上勳者”的標準，此時上距天賜元年已經過了二十年。事實上，《官氏誌》所記天興七年即天賜元年的“封王者十人”，是大致可考的。根據《魏書·道武七王傳》，“道武皇帝十男”，[33]除了最後的皇子渾及聰未記封爵，可能因為早夭而無爵，其他的八人都有王爵。其中，明元帝（齊王）、清河王紹、陽平王熙、河南王曜四人天興六年（403）封王，另外四人則要晚至天賜四年（407）才得王爵。與四位皇子封王同時，天興六年還“封故秦慜王子夔為豫章王，陳留王子右將軍悅為朱提王”。[34]此六人之外，考諸紀傳可知，天賜元年擁有王爵的人還有衛王儀、高涼王樂真、常山王遵和毗陵王順，[35]正好湊齊“封王者十人”之數。衛王儀等四人都並非皇子，可以認為是同姓元功上勳者。這與《官氏誌》所載詔書文本稍有出入，或因記載簡略所致。其次看“宗室及始蕃王皆降為公”一條，根據上麵的論述，衛王儀等四人正是宗室，但未降為公；另外此處“始蕃王”意義不明，有待討論。北魏有“始蕃王”“二蕃王”“三蕃王”，這幾個名詞不見於其他朝代，《通典》《文獻通考》隻是在照抄《官氏誌》時提到，沒有加以解釋，今人對北朝封爵的研究中尚未見提及，那麽隻好在此做一推測。《隋書·百官誌》記梁十八班製，按照其中對諸侯府官的分等，可將諸侯分為五等：（1）皇弟皇子，（2）嗣王，（3）庶姓公，（4）皇弟皇子之庶子，（5）蕃王。很多情況下，（4）、（5）兩類的同名府官班次相同。[36]在《官氏誌》所記“太和後職令”中，諸王分為四等：（1）皇子，（2）始蕃王，（3）二蕃王，（4）三蕃王。[37]根據這兩個序列，推測北魏的始蕃王與梁的嗣王相似，應該比較合理，也就是說，始藩王就是皇子之嗣子，二蕃王則是再傳，依次類推。按照這種理解，天賜品製中所規定的“始蕃王降為公”在天賜年間尚無記錄，“始蕃王”所襲王爵都得以保持，沒有例降。比如，高涼王孤之孫樂真襲祖爵為高涼王，最晚天興二年襲高車時已經襲爵，直到太宗明元帝即位，在永興元年（天賜六年）十二月改封為平陽王，中間並未見有降爵。[38]又如，天興六年故陳留王虔之子悅被封為朱提王，《太宗紀》載朱提王悅於永興元年閏十月謀反賜死，可見他此前的爵位一直為王爵。[39]又陰平王烈以迎立太宗之功封王，泰常五年薨，子裘襲爵為王。[40]再如，明元帝初年封衛王儀之子良為南陽王，以紹儀後，[41]也可看作是另一種方式的襲爵。這一條顯然沒有真正執行。最後看“諸公降為侯，侯、子亦以此為差”。檢之《魏書》，既非宗室，亦非始蕃王降爵而來的公頗有幾位，如南平公長孫嵩、任城公嵇拔、會稽公劉潔等，[42]都活躍於天賜及永興年間，而且其中長孫嵩可以確定天興元年（398）已有公爵，並未降為侯。束州侯尉古真、北新侯安同等都在天賜元年以前封侯，至明元帝時爵位仍舊，[43]可見在天賜年間未降爵為子。襲爵的例子，如宜都公穆崇天賜三年死後，次子穆觀襲爵，一直到泰常八年穆觀病卒，其宜都公爵位未變。[44]又如，泰常三年崔宏卒後，崔浩襲爵白馬公，亦未降等。[45]不過，降爵的例子也是有的。長孫肥曾由廬鄉公降爵為藍田侯，傳載長孫肥從破姚平於平陽後還鎮兗州，此為天興四年事。本傳下文列敘其戰功政績後，才言“後降爵為藍田侯”，不像是得罪而降爵，既然時間在天興四年至天賜五年肥卒之間，那麽當有可能是天賜元年按製降爵。[46]又拓跋屈之父為文安公泥，泥卒於道武帝之世，傳雲“子屈，襲爵。太宗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賜爵元城侯”。[47]既然已襲父爵為公，何以又賜以侯爵？大概這兩件事之間還有一個降爵的經曆，至於是襲爵之時降等還是另有原因，便不得而知了。總之，高級爵位的升降，涉及很多具體的政治的因素，因人而異，天興七年詔書所規定的依次降等並未實際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