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節對天賜品製運行情況的考察可知，道武、明元時期爵位的封賜對象、降等製度以及封地等級係統的實際情況，都遠比天興七年詔書所描述得更為複雜甚至混亂。但是該詔書所反映的基本精神，即爵重於官，任官的目的在於得爵這一點，是符合當時實際的。爵位在當時的北魏社會到底承擔了怎樣的角色？閻步克曾提出以“品秩五要素”的配置來考察官僚製中分等分類的具體安排，“五要素”即權責、薪俸、資格、特權、禮遇。[74]本節不妨借用此模型，來分析道武、明元時期的爵和官各自的角色。
首先看權責，它無疑主要配置在職官之上。早在天興年間，鄧淵已經主持建立了比較成型的官僚係統，尤其是尚書台係統。北魏前期一度還發展出了尚書行台，[75]這正說明尚書係統在政務處理中的重要性。然而對此時期官僚製度運行的規範性不可估計過高，如神瑞元年（414）春，詔南平公長孫嵩、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這就是《魏書》津津樂道的“八公”。[76]長孫嵩此時任司徒；奚斤為行左丞相、鄭兵將軍；安同為安遠將軍；崔宏以周兵將軍“居門下”，可能相當於侍中，另外四人不詳。這裏僅有長孫嵩與奚斤的職務與“八公”所做的事名實相副，崔宏居顧問之職，安同隻帶將軍號，這八人坐在同一個地方聽理萬機，放在華夏式官僚製中看，實在是荒唐。然而他們又都是北魏開國元勳、兩朝元老，地位、威望足以當之，這地位的標誌，正是他們的封爵。所以史書記載此事，從來都是隻寫爵位，不言官職。[77]同樣的還能見到永興三年（411）“詔南平公長孫嵩、任城公嵇拔、白馬侯崔玄伯等做朝堂，錄決囚徒，務在平當”。[78]另外，史書中還有很多官職與活動不符的例子，如泰常年間奚斤為司空，卻長期在外征戰；[79]明元帝時叔孫俊為衛將軍，但“群官上事，先由俊銓校，然後奏聞”；[80]甚至直到太武帝始光四年（427）征討赫連昌時，還排出來這樣的陣容：“司徒長孫翰、廷尉長孫道生、宗正娥清三萬騎為前驅，常山王素、太仆丘堆、將軍元太毗步兵三萬為後繼，南陽王伏真、執金吾桓貸、將軍姚黃眉步兵三萬部攻城器械，將軍賀多羅精騎三千為前候。”[81]按照司徒、廷尉、宗正的常規職能，這個安排也是無法理解的。這是否說明，某些重大職權的分配，實際還是按照威信、地位以及與最高統治者的關係為規則呢？那麽，比起尚不健全的官僚製度，這種分配原則與爵位具有更大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