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文成帝《南巡碑》：……謳歌之聲，野夫有擊壤之歡。
一
公元461年，北魏文成帝南巡歸來取道靈丘，在兩岸壁立的唐河河穀中舉行了射箭比賽，拓跋皇帝再次展示了超凡神力，將箭遠遠地射過了山峰。為了紀念這一事跡，特立《皇帝南巡之頌》碑，學者簡稱為《南巡碑》。[1]此碑自20世紀末被重新發現以來，受到北魏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視，自不待言。碑文陽麵記述南巡與禦射之事暨立碑之緣起，陰麵為隨駕官員的題名。碑陰題名中出現了大量諸如“內阿幹”“內行內小”等奇特官名，遂有學者將這一時期的北魏製度稱為“胡族體製”。[2]這一認識無疑是有道理的，但本文想關注的則是碑文的陽麵。陽麵殘損嚴重，從可辨識的寥寥數行來看，是一篇十分典範的華夏式碑文，設想如若碑陰磨滅不存，學者又將如何解讀呢？
《南巡碑》是對此前太武帝《東巡碑》的模仿，《東巡碑》僅存碑陽的一部分，記述太武帝禦射之事，文字也堪稱典雅。正是因為沒有寫滿奇特官名的碑陰，它雖很早就被發現和研究，卻沒有帶來顛覆性的認識。[3]
這兩塊都是為某一事件所立的紀念碑，而拓跋部對立碑的偏愛實有其淵源，《序紀》載：
十年（304），晉惠帝為成都王穎逼留在鄴。匈奴別種劉淵反於離石，自號漢王。並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率十餘萬騎，帝亦同時大舉以助之，大破淵眾於西河、上黨。會惠帝還洛，騰乃辭師。桓帝與騰盟於汾東而還。乃使輔相衛雄、段繁，於參合陂西累石為亭，樹碑以記行焉。[4]
又《魏書·張袞傳》載：
又從破賀訥，遂命群官登勿居山，遊宴終日。從官及諸部大人請聚石為峰，以記功德，命袞為文。[5]
與大多數草原遊牧民一樣，拓跋部也沒有自己的文字。當他們南遷到魏晉帝國的邊境地帶，也就進入了漢字文化圈的邊緣，他們應該是在此時才見到有文字的石碑，以及了解它作為紀念碑的優勝之處的。[9]要樹立有文字的石碑，書麵漢語成了唯一的選擇，文獻和考古都證實了這一點。嚴格來說，漢字並非此時期東亞的唯一書寫文字，西域地區存在著多種源自西方的拚音字母文字，有些也滲透到了玉門關以內。即使在中原，《隋書·經籍誌》雲：“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10]但它們在中原流行不廣，又缺少同時掌握拓跋語言的雙語人群，所以不構成選項。當然，拓跋統治者在政權中開始使用書麵漢語，不僅僅是為了建立更好的紀念碑。隨著政權規模的擴大，管理事務變得日益繁雜，人力與物資的調配、政策號令的發布以及對外關係中隨時需要各類文書，加上所征服的區域自秦漢以來已經形成成熟穩定的文書行政的製度文化，[11]而執行此種製度文化的官僚、文士也絕不缺乏，他們中相當一部分還兼通拓跋的語言，在這些條件下，拓跋政權開始采用漢字書麵語作為行政的工具，就是十分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