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鹹同之際州縣官“就地正法”權的行使[1]
司法審判是州縣官的一項重要職能。州縣官受理案件時，僅對戶婚田土錢債類案件和輕微刑事案件（笞杖罪案件）有權結案，其餘徒罪以上案件必須解送上司衙門複審，上司衙門複審後轉報再上一級衙門，是為“審轉”。其程序為：府所屬之州縣廳審理的案件由府審轉；直隸廳、直隸州直接審理的案件由道審轉。府或道審轉之案件由按察司複審，再申詳督撫。督撫對徒罪案件可以批結，人命徒罪及軍流罪案件須谘報刑部核複，死罪案件督撫審擬具奏或具題。對各省斬絞監候案件，每年還有省及中央二級的“秋審”製度進行複核，複核後由皇帝裁決。[2]
太平軍興以後，需要及時判決的大案要案劇增，若“再行谘查，往返耽延”[3]，於是地方大員和統兵首領紛紛要求“就地正法”。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欽差大臣李星沅、兩廣總督徐廣縉奏報，拿獲廣西慶遠一帶恃眾攻劫、疊抗官兵的“賊首張晚”“巨盜鄧立奇”，就近解赴行營“審明正法”[4]。鹹豐元年閏八月（1851年9月），太平軍進入永安後，廣西巡撫鄒鳴鶴會同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尚阿奏報拿獲試圖“糾夥拜會，借圖搶劫”要犯廖五，“未便照尋常盜犯等候部複，致稽顯戮，隨於審明後恭請王命，即行正法”[5]。11月廣西巡撫鄒鳴鶴奏稱：“計自本年正月迄今，各處兵丁團練，陸續殲擒盜匪、遊匪、會匪，除臨陣殺斃及因傷身死不計外，凡訊明情罪重大即飭就地正法者，已一千五百餘名。”[6]其中，除了帶兵大員對“逆匪”軍前正法以外，州縣官亦可執行正法。如鹹豐三年（1853年），“代理藍山縣知縣張嗣康稟報……複在影亭地方，生擒成目二名，均即就地正法”[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