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教衝突與州縣官的責任
鴉片戰爭以後，挾不平等條約為護符，大批基督教傳教士來到中國，並在各地建造教堂。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教堂已遍布中國沿海與內地。隨著教會勢力的深入，其與中國民眾之間的衝突也日益加劇，進而引發了一個又一個中國民眾的反教會事件，並帶來一係列中外交涉。在這些事件的處理中，州縣官是一個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說，凡涉及民教衝突的事件，大都由州縣官負責處理。州縣官的責任包括三個方麵：一是保護教堂教民，二是處理民教衝突事件，三是審理關涉民教的訴訟案件。嚴格地說，前兩項屬於行政治安職責，第三項才是司法職責，為敘述方便，在本節合並分析。
鴉片戰爭以後，麵對日益增多的教案，清政府從一開始就確定了地方官處理民教衝突的責任。鹹豐十一年（1861年）的一道上諭雲：
嗣後各該地方官於凡交涉習教事件，務須查明根由，持平辦理。如習教者果係安分守己，謹飭自愛，則同係中國赤子，自應與不習教者一體撫字，不必因習教而有所刻求。各該地方官務當事事公平，分別辦理，以示撫綏善良之至意。[53]
由地方官處理教案，從客觀上說，是由於當時大多數教堂都設立在各州縣，將此項責任交給州縣官，便於及時處理。但更重要的是，由地方辦理教案，可避免外國駐京使臣帶來的交涉麻煩。恭親王奕說，“傳教各案牽涉民人，即係地方官份內應辦之事”，若不能及時辦理，各國駐京使臣則會“向臣衙門饒舌”，並“借端扼索”[54]。處理民教衝突成為州縣官行政事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治九年（1870年），總理衙門又建議將教務列入州縣官考成：
如果各省地方官於無事之日，先已留心經理，則自有基址可借，條理可尋，何至遇事張皇，一無就緒？況外國教士無幾，其從中簸弄慫恿生事者，大抵皆係入教之奸民。而從教之愚民，又從而附和之。地方官若不未雨綢繆，臨時為紳民所挾持，未有不僨事者。臣等核辦教案，與各疆吏谘函商辦，其要固在乎速結，在乎持平。而所以能速結持平，則尤在預籌於平日。應由各省督撫等，再行密飭地方官，遵照前此通行成案，凡傳教之人，毋得絲毫幹預別項公私事件。至其如何方能不來幹預，則在地方官之經權互用，先事防維。總須視為至要至急之圖，令其就我範圍，不徒以奉行文書，習為故套。各該督撫將軍大臣，亦當以此等事件能否預籌妥協，辦理得當，按察所屬，與催科撫字，一例考成。庶乎人知振興而事可逐漸就理，實於中外交涉有裨。[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