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核製度之演變
州縣官是“親民之官”，是國家政治體製運行的基礎和保障，所以清廷十分重視對州縣官的監督考核，並建立了一套完備的製度。考績，則是對州縣官的一種定期的監督製度[171]，主要方式是大計。
州縣察其屬出考詳府，直隸州之屬縣亦察其屬出考詳直隸州知州；知府、直隸州知州複遍察其屬出考詳道，直隸廳亦察其屬出考詳道；道複遍察其屬出考移司，司匯核加考詳總督、巡撫。[172]
這是一種“遞察其屬之職”的辦法，即由府察州縣，然後移道、移司，最後由督撫“遍察而注考”，對地方官加考語上報。考核的標準是“四格”：守（有清、有謹、有平）、才（有長、有平）、政（有勤、有平）、年（有青、有壯、有健）。考核後分為卓異、供職兩等，作為提拔任用的依據。[173]
這種考核辦法比較寬泛抽象。平心而論，在清代前中期的實施過程中，也並不是完全不注意官員工作的實績，政治上的清廉和實際工作中“無加派，無濫刑、無盜案、無錢糧拖欠、無虧空倉庫糧米，境內民生得所，地方日有起色”[174]亦是考核的具體標準。
然而久而久之，這一考核製度越來越流於形式。《清史稿》雲：“光緒間，言者每條奏計典積弊，請飭疆吏認真考察，屢詔戒飭。然人才既衰，吏治日壞，徒法終不能行。”其中的原因，首先是鹹同以後，保舉捐納的擴大，督撫權宜行事，“用人不拘資格，隨時舉措”，每每突破大計常例。[175]其次，晚清以來州縣官奏調頻繁，“州縣通計不及一年者，或十之三四成，或十之四五成，且有至十成以上者”，州縣官不能久任，遂“人人萌五日京兆之心，即事事有一暴十寒之慮”，不肯實心任事；“在長官者，不過為屬員規避處分調劑優瘠起見”[176]，處處維護屬下，大計出具考語敷衍了事。最後是製度本身的局限，大計三年一次，四格的標準空洞抽象，行之既久，極易變成一種空泛的、千篇一律的文字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