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結束之際，威爾遜主義在中國大行其道，固然與克裏爾領導的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的幕後推動以及蔣夢麟為首的親美知識分子的積極鼓吹有關，但是歐戰結束所帶來的民主和平的國際潮流也是大勢所趨。如蔣夢麟所言：“那時正是歐戰後不久，自由與民主正風靡全世界，威爾遜主義已引起中國有識之士的注意。中國青年正浸**於戰後由歐美湧至的新思想。”[183]威爾遜主義所標榜的“使世界和平公道之正義，不為私心所製服”[184]，以及“民族自決”的原則特別容易受到中國的歡迎。
除中國之外，威爾遜主義在世界其他地區也受到廣泛的歡迎。隨著同盟國的戰敗，威爾遜主義風靡歐洲各國。在1918年12月的愛爾蘭大選中，威爾遜主義發揮了關鍵作用；阿拉伯地區的領袖們也用威爾遜主義抵抗英、法兩國在中東地區的殖民陰謀；土耳其軍隊領袖把威爾遜主義當作民族獨立的救命稻草；越南民族領袖胡誌明親自到巴黎和會求見威爾遜，請求威爾遜支持越南民族自決；在朝鮮則爆發了1919年的“三一運動”。[185]中國的五四運動也是在席卷全球的威爾遜主義的影響下爆發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歐戰行將結束之際，研究係領袖梁啟超已經敏感地意識到威爾遜主義可以成為中國和平運動的思想武器。當徐世昌在1918年9月11日通電就任總統之後[186]，梁啟超立即上書徐世昌，建議徐世昌旗幟鮮明地宣誓裁兵，外交重心應由日本轉向歐美諸國[187]。威爾遜主義對中國內政的直接影響，就是威爾遜特意選擇在1918年10月10日中華民國的國慶日致電中國總統徐世昌，勸告中國停止內戰，實現國家的和平統一。[188]根據威爾遜的建議，徐世昌在當月25日發表了和平命令。[189]1918年11月22日，北京公使館的英、美、法、日、意等國代表召開外交團會議，支持徐世昌的停戰決定；美國公使芮恩施還起草了一份備忘錄，主張“隻有重新統一的中國才能獲得列強的支援”[190]。在這種新的政治形勢下，原先宣稱絕不參與政治活動的北大校長蔡元培也參與了和平運動，他與研究係的熊希齡一同發起了和平期成會。[191]正是威爾遜主義促使蔡元培在1918年底走上了幹預政治的道路，如胡適所言：“蔡先生和當日的幾個開明的政治家（如林長民、汪大燮）都是宣傳威爾遜主義最出力的人。”[192]1918年11月15日，蔡元培在天安門舉行慶祝協約國勝利的群眾大會上發表題為《黑暗與光明的消長》的演說，其中說：“我希望國內持強權論的，崇拜武斷主義的，好弄陰謀的，執著偏見想用一派勢力統治全國的，都快快拋棄了這種黑暗主義，向光明方麵去嗬！”[193]蔡元培這一天的演說，也被胡適視為“北京大學走上幹涉政治的路子”和“蔡先生帶著我們不能脫離政治的努力”的開端。[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