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主人總是刻意提供公眾想要的東西，因為他們明白自己的力量存在於媒介本身，而任何新媒介的傳播都會改變權力結構。
——麥克盧漢
1918年8月底，駐紮在湖南衡陽的北洋軍第三師師長吳佩孚給國務總理段祺瑞發去了一封“敬電”。在這封電文中，吳佩孚引經據典，陳述利害，極力攻擊段祺瑞的“武力征南”政策，明確要求“元首明令罷戰”。[1]這封電報發出之後，立即引起媒體的關注。上海《申報》針對此電文發表評論說：“此電之作用，雖為籲懇停戰，實則攻擊現內閣之政策。”還說：“吳氏雖為戰局中之重要人物，而其實職不過一師長而已。自迭發通電，對於現內閣極力攻擊以來，其一舉一動，尤為世人所注意。”[2]誠如斯言，此時的吳佩孚不過是駐守在偏遠之地湖南衡陽的北洋軍的一個師長而已，他之所以能夠成為1918年中國時局的重要人物，引發世人的關注，就是因為他“迭發通電”。
吳佩孚正是利用新聞電報打破了偏遠之地——湖南衡陽對他的空間束縛，而成為時人關注的中心人物。在五四運動前後，吳佩孚從一個軍事將領一躍成為舉世關注的政治領袖，一個關鍵因素就是他利用電報媒介，引導公眾輿論，從而成為一顆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吳佩孚的崛起之路，典型地體現了他對電報媒介政治的充分利用。“一戰”之後，由於新文化運動對國人的精神洗禮，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洶湧澎湃，不可阻擋。機智敏感的吳佩孚抓住了這一時代心理需求，利用電報媒介，刻意地向公眾提供他們想要的東西——反戰主和，高唱愛國，最大限度地獲得了公眾支持的政治優勢。
電報媒介的運用，造成了一個詭異的新現象。此即吳佩孚的官方身份與他擁有的實際政治影響力極不對等，他的政治影響力遠遠地超越了他的師長身份所代表的政治權限；此外，盡管湖南衡陽位置偏遠，但吳佩孚利用電報媒介的宣傳，使這裏成為舉國關注的政治新中心，並與皖係軍閥段祺瑞壟斷的北洋政府相抗衡。簡言之，電報媒介成就了吳佩孚的政治影響力，並引發了中國政治權勢的轉移。如麥克盧漢所言，“媒介的主人總是刻意提供公眾想要的東西，因為他們明白自己的力量存在於媒介本身”，而任何傳送信息的新媒介，“都會改變權力結構”。[3]本章擬從媒介與政治的角度，來考察五四運動前後北洋軍閥吳佩孚如何借助“公電”這一大眾傳媒，傳播他的政治主張，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愛國軍人”形象，以爭取廣泛的民意支持；並在此基礎上，探討吳佩孚在與皖係軍閥的政治較量中，如何利用媒介掌握政治話語權，並利用這種話語權優勢為1920年的直皖戰爭進行政治動員，最終實現北洋政府的政治權勢從皖係軍閥到直係軍閥的轉移。[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