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巴黎和會與上海和會，構成了這一年中國在外交與內政上的兩個中心，不同的政治派係、軍閥集團以及公眾輿論都卷入進來。[30]其中，1919年，巴黎和會山東問題交涉的失敗，直接引發了五四運動。上海和會的召開與失敗，也與巴黎和會中國外交的危機，形成有力的互動局麵。這內外兩個和會將公眾輿論的視線都聚焦在皖係軍閥段祺瑞及其禦用國會安福國會上。皖係軍閥和安福國會因此成為國民公敵，他們要為中國內政與外交的失敗負責。巴黎和會與上海和會引發公眾輿論對皖係軍閥和安福係的批判，同時也成就了一顆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此人就是直隸第三師師長吳佩孚。
1919年是近代中國的曆史拐點，時局中的許多政治人物的命運因此而發生變化。時局的轉變造成了新的政治機遇，而能在此關鍵時刻抓住曆史機遇的人，自然就能夠獲得命運之神的垂青。這一年中國政局中的寵兒，當然非吳佩孚莫屬。自1918年秋，吳佩孚通電主和以來，他一直是作為皖係軍閥的公開的反對派而聞名於世的。但是，吳佩孚的反對聲音也引起了皖係軍閥的公然憤怒。為此，皖係軍閥準備製裁吳佩孚。安福係機關報《公言報》批評說，吳佩孚“身為國軍將領，不受政府命令，通電主和，已屬荒謬絕倫。然猶得謂為有息爭愛民之心。乃其寢日通電竟與西南人物會銜。西南人物者，不遵國紀，反抗中央，所謂叛黨者也。與叛黨會銜通電，是亦叛黨之流也。是率國軍而投降於南方也”[31]。據稱，皖係方麵準備提出“懲戒令”，借此教訓吳佩孚。皖係軍閥把持的北洋政府以“中央名義”懲戒吳佩孚，認為吳佩孚勾結西南“叛軍”，與“叛黨同流合汙”，自然具有以上淩下的政治氣勢。
安福係機關報《公言報》還批評吳佩孚和長江三督通電幹涉國內和平會議，實開“武人幹政之先階”[32]。更何況，此時的西南軍閥在公眾輿論看來，也並無特別的道義優勢。而且，吳佩孚公然與西南軍閥聯合，並不能增加他的合法性。在輿論領袖陳獨秀看來，南北軍人不過一丘之貉。1919年4月27日，陳獨秀發表評論說：“南方軍人通電反對軍人幹政，北方的參、陸兩部也通電大表同情。他們是真心還是假意，已經令人懷疑了”[33]。但是，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卻為吳佩孚反對皖係軍閥的立場提供了新的政治合法性。